我命本贱（贵州桐梓娄山关镇中心学校王维强）我的童年，记忆最深刻的，除了那个时候农村孩子的追逐打闹与欢笑，就算那些被母亲认可并多次提及以致我“复原”和我记忆中的那一幕幕劳动的场景......听妈妈说，大致我三四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了割猪食（方言叫“打猪草”，也就是到山坡上去采割一些野生植被用作猪的食物）的劳动。说我每次就都总是背着那个小背篓，总是经过那同样的路......那样的事情，父母没有安排，更没有强迫。现在想想，当初的我，应该没有“为父母分忧”的念头，兴许也就是觉得好玩，最多也就是想继续得到父母的认可与赞赏。在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那时我才10岁。我家正在新修房子，所有的建筑材料都需要人工背运。除了石头可以在房子附近找寻，其他的什么砖块、瓦片、钢筋、水泥、沙石，至少在1里开外（多数是在1公里左右），主要就是我父亲靠着双肩背运的。因为那个时候，我的母亲患有坐骨神经，极少背运，而我们三姊妹，姐姐也只有十一二岁，妹妹也才七八岁，所以，除了母亲、姐姐、我，还有亲戚邻里帮着背运外，绝大部分的建筑材料都是我父亲一个人背运的。父亲的劳累，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记得有两次，父亲因为劳累过度，还昏倒过两次。作为儿女的，有谁不心疼？但是，我们都没有表达，也根本不知道怎么表达，只是，在内心里，我坚定着一个信念——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替爸爸分担。所以，不管是背运沙石、砖块、还是瓦片，我都尽量再多装上一点，哪怕是一小铲沙石、一块瓦片或是半截砖块。就在那个时候，村里面也在组织全体村民修缮沟渠，需要大家把泥沙等材料背运到山上。一天下午，天近黄昏，我家也还在修建房屋，我好像闲着没事，就打算把从河谷背运到我家的泥沙背运一点到修缮沟渠的地方，因为这样，父亲就可以少背运一些。想着只要我多背一斤，父亲的任务就会减少一斤（当时是按重量计分任务），自然也就多装了几个反复。一开始，就觉得比较沉，可越往后面，感觉越是沉重，但只要一想着为父亲分忧，又似乎有了无穷的力量。在一次次的鼓劲和努力之后，我终于背到了目的地——一个荆棘丛生的半山腰，用秤一称，重50斤！所有在场的村民都很惊讶——毕竟，那时的我，也只有10岁，并且，从我家到目的地，有1公里左右，基本上是一路直上。当时，他们说了很多赞扬的话，我也记不大清楚，但是，我心舒爽！印象最深的，还有就是在我读初中的时候。由于我家离镇上的中学有8公里左右的路程，所以，上学的每个星期，我都是星期天下午去，星期五下午上完课又步行回家。每个周末，回到家里，看着父母的忙碌，想着父母的劳累，我就拼命地干活。有的时候，我的手会被磨起水泡，甚至是血泡，但是，我不后悔。回到学校住宿的寝室，也会默默地流下泪水——不是疼痛，而是感动，因为，我的父母，他们也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劳作而没有任何怨言。所以，我那时的学习，是非常的认真和自觉。尽管后来偶尔也会跑到隔壁的游戏馆去看看电视或是看看别人打游戏。再后来，我也非常好奇地去打过几次电子游戏（1块钱买2个或者3个游戏币的那种），也打过台球。但总体来讲，在经历之后，我还是觉得那些都没有多大实在的意义。当然，不是它们没有诱惑，而是因为我知道，我不能这样，因为我有一对“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也就是在这样的动力之下，我以全校最高的中考成绩考上了遵义师范学校。1999年师范毕业，我被分配到松坎镇乐坪小学任教。那是一所位于半山腰的学校，条件非常艰苦。在参加工作的前两年，学校、家庭就是我生活的轨迹，上班、看书、练字、偶尔也学吹吹笛子、口琴，就是我学校生活的全部，生活简单但不简陋。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我也渐渐开始学习并参与麻将的行业，尤其是03年下半年到05年的上半年，可谓日夜兼程、天昏地暗。那段日子，感觉自己就犹如行尸走肉，没有灵魂，就连躯壳也飘荡不定。内心的苦痛简直无法言说，就只靠那夜以继日的活动麻痹自我清醒的神经。2006年，我幸运地考调进了县城的中心学校任教，由于买房的压力、新环境的挑战和自身的觉悟，我便再一次过上了类似于才参加工作时那样简单但不简陋、充实而有意义的生活。尤其是“两基”国检加班的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