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六朝时期，女性审美意识的复苏，使其对异性的美貌、举止、气质、才行的欣赏和追求。《世说新语·妍媸迥殊》中，讲述了美男潘安和丑男左思的不同命运：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再如《世说新语·看杀卫玠》中，人们久仰卫玠的大名，当卫玠出门时，围观他的人像一堵墙，致使卫玠体力不支病倒死去，可见魏晋时期女性审美求美之疯狂。《世说新语·韩寿娶妻》中，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说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韩寿如此貌美，致使贾充之女寄情吟咏，最终嫁给韩寿。而《世说新语·李势之妹》中，魏晋女性的唯美情怀，竟然使善妒的南康长公主“化干戈为玉帛”，在李势女“姿貌端丽、神色闲正”的气韵神情之美面前，由利刃相加骤变为对美的拥抱和友善。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对美的无限崇尚。（二）女性风雅睿智中国女性本身的从属地位决定女性很难获得良好的封建教育，而且久经礼教束缚，女性自然形成卑下柔顺的性格，大多具有传统的依附心理。因此在国家动乱、家道衰败之时，便会落得无依无靠，任人宰割的境地。然而魏晋时期的女性却一改以往娇柔、懦弱的姿态，展现出镇定自若、逢危解难的大无畏精神，她们遇事睿智沉稳、风雅卓群，丝毫不逊于男性，甚至长与男性。《世说新语·贤媛篇》中，许允在妻子的指导下，先是解除了仕途中的一大危机，后其妻早预见到丈夫会出事，又教导儿子避祸策略，使许家不致彻灭，显示出了她见识卓越、才智过人，善于辨析、判断，深明事理，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而《世说新语·玉台获赦》中，庾玉台，希之弟也。希诛，将戮玉台。玉台子妇，宣武弟桓豁女也，徒跣求进。阍禁不内。女厉声曰：“是何小人！我伯父门，不听我前？”因突入，号泣请曰：“庾玉台常因人脚短三寸，当复能作贼不？”宣武笑曰：“婿故自急。”遂原玉台一门。庾玉台子妇一语救全家，足见其遇事极为机智，有着超强的应变能力。再如《世说新语·李重自杀》中，李平阳，秦州子，中夏名士，于时以比王夷甫。孙秀初欲立威权，咸云：“乐令民望，不可杀，减李重者又不足杀。”遂逼重自裁。初，重在家，有人走从门入，出髻中疏示重，重看之色动。入内示其女，女直叫“绝”。了其意，出则自裁。此女甚高明，重每咨焉。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部分上层魏晋女性在知识和思想方面已经不甘被封闭在狭小的圈子里，她们试图理解向来只允许男性活动的政治领域，甚至一些见解、应变之道更胜于男子。又如《世说新语·贤媛篇》中的两位为女儿婚事计之深远的母亲：王浑妻钟氏和赵母。钟氏选婿，在群小混杂之中，一眼即看出兵家子的出类拔萃，但她通过“观其形骨”，认定其“必不寿”，事实证明，此儿“数年果亡”。令人对钟氏的目光之敏锐、筹谋之深远叹为观止。而赵母嫁女的故事，具有很深的启示性。在出嫁之时，劝其“慎勿为好”，女儿不解：“不为好，可为恶邪？”赵母答，“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更揭示了赵母的良苦用心，显示了卓有见识的女性在特定的时代所具有的全身远祸的深远谋略。（三）追求夫妻间地位的平等封建社会中，事事多以男性为主导，女性大多只是以男性的附庸形式存在。孟子的“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西汉刘向的《列女传》，东汉班昭的《女诫》等等种种严格的礼教规范，已经把妇女牢牢地束缚在家庭奴隶的地位，夫妻间无平等可言，妇女对丈夫只能恭敬顺从，甚至连句玩笑都不许说。然而魏晋南北朝小说中的女性却除了争得自己的恋爱婚姻自主权外，还进一步争取婚后在家庭生活中“男女平等权”。无论大小事情，都争得属于自己的那份正当的生活权力，这也是女性自觉意识在家庭生活中的渗透。《世说新语·诸葛诞女》中，王公渊娶诸葛诞女，入室，言语始交，王谓妇曰：“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妇曰：“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诸葛诞的女儿嫁给了仪表非凡、极具才学和声望的王广，入了洞房，两人开始交谈起来。当然做新娘子的难免有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