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杌是贪官还是昏官——《窦娥冤》之桃杌再认识看到这个标题，大家可能觉得有些奇怪，因为虽然人们对《窦娥冤》中的主要人物的认识向来是见仁见智的，但对桃杌的评价却鲜有分歧。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在该文第二折注释部分对“桃杌”的解释是：“可能是借用古代所谓四凶之一的梼杌来骂这个贪官”。与教科书配套的《教师教学用书》在“课文研讨”的“整体把握”部分指出：“剧中楚州太守桃杌是造成窦娥冤案的关键人物，他……贪图钱财，而百姓的性命在他眼里如虫豸一般。”这种指导也影响着一线教师的文本解读和教学实践，有的教师就读出“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贪官桃杌太守听信张驴儿的诬告，对窦娥的申诉置之不理。”①总之，大家都认为桃杌是一个贪官。这种认识好像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在桃杌出场时明明有这样的内心独白“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也有露骨的对白“你不知道，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更有甚者，他还厚颜无耻地向他的“衣食父母”行跪拜之礼。但是我们读书不能仅仅浮在表面上，不能只看作者已写出的部分，文本缺失部分更应该成为我们的阅读对象。瓦尔德斯就说过“阅读的内容不是已经说出的内容，而是还未说出的内容。”②我们应该通过文本现存的部分来对文本的缺失部分进行深入的哲学思索。要有点“时间意识”，康德说过，“唯有在时间中，显象的一切现实性才是可能的。”③的确，唯有在一定的时间中，桃杌受贿的现实性才是可能的。公堂上审案之时显然不是行贿受贿的时间，因此，桃杌应该宣布“择日再审”，以便给自己留下“要金银”的时间。然而，从剧本行文来看，桃杌在对案子简单审理之后，就马上决定“着他画了伏状，将枷来枷上，下在死囚牢里去。到来日判个‘斩’字，押付市曹典刑。”桃杌并没有给自己留索贿的时间，也没有给张驴儿行贿的机会。要有点“空间意识”，事物发生的地点，或者说场所，具有规定事物性质的性质。桃杌“升厅坐衙”之处具有先天的空间属性，“厅衙”自然是公开审理案子的地方的地方，而不是不是收受贿赂的地方。因此“厅衙”之上桃杌一定没有收受贿赂，要想“要金银”一定要另选他所，而剧本中并未提及这样的方便之所。桃杌审案断案都是在“厅衙”之上，只是在断完案子之后才“将马来，回私宅去也”，并未把张驴儿领到后厅讨价还价单独交流，没有给自己提供一个“要金银”的场所。地点赋予特定事物以特定的意义，“厅衙”这个场所否定了桃杌的“要金银”的可能性。要有点“因果意识”，事物不是孤立存在的，各种元素之间往往处在一种密切的因果关系之中，因果关系是客观世界中永恒的贯穿于一切事物之间的一种关系。我们解读文本应该运用这种思维来分析。剧中桃杌如果是一位贪官，他应该首先判断谁才是“要金银”的对象，判断谁更有钱，谁才能更大程度上满足自己的贪欲。第二折中窦娥说：“我婆婆因为与赛卢医索钱，被他赚到郊外勒死；我婆婆却得他爷儿两个救了性命，因此我婆婆收留他爷儿两个在家，养膳终身，报他的恩德。谁知他两个倒起不良之心，冒认婆婆做了接脚，要逼勒小妇人作他媳妇。”窦娥的陈述同时透露出另外一些信息：蔡婆一家是以放高利贷为生，这说明其家境殷实；而被蔡婆“收留他爷儿两个在家”的张驴儿父子，分别要“冒认婆婆做了接脚，要逼勒小妇人作他媳妇”，说明他们是居无定所的、生活无着的贫困者，至少不是有钱人。两相比较，自然是从窦娥婆媳身上可以攫取更大的利益，而不可能从张驴儿那里捞到什么甜头。这一点桃杌应该看得很清楚，这是由贪官的贪婪决定的。然而桃杌却严刑拷打窦娥，威逼蔡婆，最后逼迫窦娥招供并将其斩杀，而替张驴儿的老子“报的冤”。这个选择对于一个贪官来说岂不荒谬？综上所述，文本所呈现出的桃杌并非贪官，哪有那么傻的贪官呢？不给自己留下贪污的时间和空间，不去选择“要金银”的最佳对象，当然更不去吃了原告吃被告。桃杌当着原告、被告和下属的面审案，断案，没有暗箱操作，这是让自己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表现。那么窦娥的冤案是怎么造成的呢？我认为是缘于桃杌的“简单”、“草率”、“漠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