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儿女的教育与影响①梁启超的儿女较多，除了未养育成人的不计外，已养育成人的是5男4女共9个。这9个儿女中，由李夫人蕙仙所生的有3个，他们是思顺、思成和思庄；由王夫人桂荃所生的有6个，他们是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和思礼。在这5男4女中，大女儿思顺生于1893年，而最小的儿子思礼生于1924年，年龄相差31岁。梁氏九个儿女的性别和出生时间如下：李夫人蕙仙所生思顺(女)(1893--1966)(1869--1924)思成(男)(1901--1922)思庄(女)(1908--1986)王夫人桂荃所生思永(男)(1904--1954)(1886--1968)思忠(男)(1907--1932)思达(男)(1912--*)思懿(女)(1914--1988)思宁(女)(1916--*)思礼(男)(1924--*)关于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很少。就目前所了解的简单情况是：王夫人出生在农村，是李夫人回老家探亲时，将她带出来的，后来将她带到日本，1902年成为梁氏的第二位夫人。这是李夫人有意为丈夫挑选的。但思达先生曾说：“《梁启超年谱长编》里的王姑娘，就是我的生母。我生母王桂荃，是四川省广元县人氏，原是李侍郎(端)府里的丫环，随我大母李蕙仙作为陪嫁使女到梁家。”②这样就存在“两说”，有待考证了。关于纳妾在现在看来似乎难以理解，但在当时，境况富裕的家庭，男人有三妻四妾的很多，是一种社会风俗。许多人的正室妻子，为了家庭生活的需要，或为了给自己欢喜的使女一个名份，让她永远留在自己身边，代自己侍奉丈夫，往往主动为丈夫纳妾。李夫人新旧思想都有，在近百年前作出这种安排，并不奇怪。有人认为李夫人为丈夫纳妾，是在梁氏发生“夏威夷之恋”的刺激因素下进行的。这种因素也可能存在，但看来不是主要原因。据梁思成继室林洙在书中写道：“孩子们称李(蕙仙)夫人‘妈’，称王夫人(桂荃)‘娘’。梁思成对他的生母感情不深，对娘却十分尊重并关心的。他常常说：‘娘是个很不寻常的女人。’‘娘到日本后，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京话。’她是李夫人得力的助手，也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又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由于她说得一口好日语，所以凡属家务方面的对外联系，大部份都是由她来办。因此她也在一定程度上接触了日本社会的现代文明，开阔了眼界。(略)她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见地、有才能，既富有感情又十分理智的善良的人，可惜生在旧社会。看起来梁启超是把家庭的财政大权给了第一夫人，把爱情给了第二夫人。”③……王夫人也深明大义，新中国成立后，在她和大女儿思顺的主持下，把梁启超遗留下来的手稿，全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文化大革命中，她以八十二岁的高龄受迫害至死，令人感到极为痛惜。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和学术研究一直都很忙碌，儿女们的穿衣吃饭等琐事，他当然很少过问，但思想和学习，他是非常关心而且严格要求的。对于这方面，从他给儿女们的大量书信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当然，梁启超对儿女的教育，除言传外，主要还是身教。他的行动，他的大量著作，都对儿女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儿女们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爱国思想。有些人在评论梁氏的思想观点时，往往说他“流质多变”，可是他的爱国思想是一贯的。爱国思想就象一条红线，贯串在他的思想和活动之中。他不愧为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者。这种爱国思想不可能不影响到他的儿女们。梁启超经常写信给在美国留学的儿女，谈到学成归国的事。如1927年8月29日在《给孩子们书》中说：“关于忠忠学业的事情，……我的主张是叫他在威士康逊把政治学告一段落，再回到本国学陆军。因为美国决非学陆军之地，而且在军界活动，非在本国有些‘同学系’的关系不可以。(略)思成再留美一年，转学欧洲一年，然后归来最好。……我希望你回来见我时，还我一个三四年前活泼有春气的孩子，我就心满意足了。……庄庄……我很想你以生物学为主科，因为它是现代最进步的自然科学，……学回来后，本国的生物随时可以采集试验，……你学成回来可以做爹爹一个大帮手，我将来许多著作，还要请你做顾问呢！……日子过得极快，你看你三哥转眼已经回来了，再过三年你便变成一个学者回来帮着爹爹工作，多么快活呀！”④有人曾经问过宇航专家、现担任国际宇航联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