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创作的伪翻译属性philip2008许渊冲认为，“出原著头地”的最高境界就是要使读者。乐之”。要达到这种境界的惟一手段就是要发挥译语的优势。译语不仅要和目的语竞赛，甚至可以和源语竞赛。这首先可以理解成一种同处翻译屡面上的竞赛．因为“从某种意义上看，创作也可以算是一种翻译．是把作者自己的思想翻译成文字。既然两种文字都在表达作者的思想，那就有一个高下之分，这就是两种文字在竞赛了”(许渊冲，257)。如果从创作的角度去换位理解，这里所指的作者就不仅仅是原作者．也指另一个“作者”，即译者，两个。作者”表达的是同一个“思想”或相近的“思想”。这样．译者和原作者就同处创作层面，因为翻译被等同于原作者用源语进行创作，为了求美，甚至以失真为代价。翻译中求真和求美的矛盾随着创作和翻译之间界限的消失也得到了调和。许渊冲先生的再创论所反映的理念并不是他的独剖，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就说，。译者驱使本国文字，其功夫或非作者驱使原文所能及．故译笔正无妨出原著头地”(钱钟书，373)。郭沫若是一位文学翻译巨匠，创作论是他整个翻译思想的灵魂。他认为，翻译家不是“鹦鹉名士”，应该在翻译过程中涌起。创作冲动”。当然，如果要达到朱光潜的翻译艺术论所提出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成熟境界”，译者的“冲动”也并不是无度的。可以看出．再创论就是要打破创作和翻译的界限。其实，这种观点已经显示出对理论家们热衷于去给翻译下定义所持的不以为然的态度，特别是对。忠实”与“不忠实”，“归化”和。异化”之说的不屑一顾。当译者产生创作冲动，那么对翻译这一过程是否在发生或已经发生就只是放在第二位了，首要的是译者如何通过自己的再创造使读者“乐之”。巴斯奈特(SusanBassnett)在《文化建构》(ConstructingCultures)一书中指出，“如果不强调翻译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所具有的属性，这也许是有益的，不妨把翻译枧为一系列文本实践．在此过程中，作者和读者相互串通”(Bassnett，39)。这也正是许渊冲最提倡的，委使读者“知之”、。好之”、“乐之”，译者就必须同时站在读者和作者的位置上，要投读者所好，此时的译者具有了一种本能的创作意识。一，翻译定义的模糊化实际上已经抽去了翻译作为一种独立文类的本质属性，而始终把翻译与原创置于同一地位，从而也淡化了原创，正如巴氏在对已经不再是翻译的“翻译”经过一番剖析之后所指出的，“‘翻译’的归类本身就是模糊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很久以来这便已成为事实．所以就有了关于如何区别‘归化’、‘译本’和‘模仿’的种种微不足道的争论，有了关于对原文忠实或不忠实的争辩，以及对过份地沉溺于所谓‘原创’的说法的种种非议”(Bassnett，38)。这种认识多少有助于我们接受中国近现代翻译思想史中屡屡占上风的再创论翻译观。曾经引起国内译界讨论的“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其中心问题就是再创作，进而涉及到译者的主体性和主体意识问题。但需要指出的是，再创论或“再创式”翻译所提倡的不是名为翻译实为原创，而是追求一种创作境界。它也不是文化层面上的讨论，与其说是关注目的语文化中译文所产生的从“无”到“有”的异化效应或从“有”到。无”的对等效应，倒不如说是更多涉及译者的主体意识的问题。再创论并非有悖于当下的流行视角，因为在后现代语境中，译者早就已经确立了与作者同等重要的地位。只是后现代翻译理论从根本上来说是哲学层面的问题，是以语言的本质为出发点的运思，译者的显身只是意义被解构后一种主体性的实现，而再创论所关注的是实践过程中所发生的主体身份的转变，最终落定的对象是文本。由此看来，我们与其说有必要给予再创论以过多的后现代理论的关怀，倒不如说有必要关注翻译中的再创作所导致的译者意识的转变或创作意识的确立，以及由此导致的以“有”译“无”和以。无”译“有”的翻译文本的走向。从钱钟书、郭沫若到许渊冲，“再创式”翻译已经发展到一种与原创相提并论的地位，这一点在许先生的论述中显得更为突出。他们对翻译的认识有一个共同点：翻译恰如“灵魂转生”，像投胎重生的灵魂一般。翻译要做到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的，于是就会有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