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教育“新生命”

下载后可任意编辑寻找中国教育“新生命”（上）寻找中国教育“新生命”（上） 1926 年 10 月 9 日，教育家陶行知来到位于无锡河埒口的开原乡立第一小学（育红小学的前身，以下简称开原小学），视察一整天，回去后，撰写了《无锡小学之新生命——开原乡立第一小学生活记》，向中国教育界推介这所学校。90 年后的今日，重温开原小学的办学思想和办学实践，其意义不言自明。 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 我国近代教育自清末起步，到 20 世纪 20 年代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因种种原因，教育结构存在严重的失衡。与义务教育所取得的相对较大成绩形成反差的是，广袤农村的教育和未上学堂而已务工经商的成人教育被忽视，这成为中国普及教育的软肋。 由此，乡村教育和民众教育开始为人重视，到 30 年代，出现了如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讨论院在山东邹平、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在上海、陶行知领导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南京晓庄等地区开展的一系列各具特色的探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就乡村教育而言，甚至出现了一个被学者誉为“乡村教育运动”的热潮。 大力推动乡村教育的过程中，出现了以城市教育为标准的机械认知与做法 ，照搬城市教育模式的倾向开始抬头。中国农村土地辽阔，老师匮乏，农民生活艰困，基层行政组织力量弱化，使得上述理想变得尴尬。 开原小学校长潘一尘（德光）曾大声疾呼：“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乡下人往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不造林。它教乡下人艳羡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生利的变为分利的。它教农家子弟变为书呆子。它教农家子变为少爷，它教农家女变为小姐。它教强的变弱，弱的格外弱。它教富的变穷，穷的格外穷。中国是一个又穷又弱的国，假使教育普及，也不过是一个中华书呆子，全国人民尽成为书呆子。同志们！赶快悬崖勒马，另找生路！”[1] 在此过程中，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的陶行知，将美国哲学家、教1下载后可任意编辑育家约翰·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点与中国的实际相比照，通过广泛、深化的调查，逐步确立了自己富有制造力的“生活教育”理论。在他看来，生活教育就是以生活为中心的教育。他说：“生活教育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的教育。教育的根本意义是生活之变化，生活无时不变，即生活无时不含有教育的意义。”他认为，中国传统教育，它教学生读死书，死读书；它消灭学生的生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