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婚姻质量婚姻稳定的主要预测指标 70 年代末以来中国的离婚率持续上升。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离婚数从1979 年的31.9 万对递增到2000 年的121.3万对，粗离婚率也从1979 年的0.33‰ 上升到2000年的0.96‰（注：根据1993 年民政部计划财务司编《民政统计历史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 年版提供的有关资料计算。），约增加了3 倍。但国内现有的离婚研究大多只停留在宏观的概念化或定性论述上，较少定量分析和检验，尤其缺乏对微观家庭的婚姻稳定性及其影响机制的定量研究，仅有的个别研究也没有把婚姻质量列入它们的分析框架，以致微观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过高地估计了其他并非主要的影响因素的作用。 本研究将在我们近期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前人研究的系统融合，提出一个更为完善的分析框架，从理论层面进一步深化对婚姻稳定性的分析。 一、理论背景和假设 2 （一）婚姻质量作为预测变量 虽然国内以往的离婚研究很少把婚姻质量作为一个影响变量，但婚姻质量与婚姻离散之间的因果关系却是显而易见的 (White,1990)。 Lewis 和 Spanier(1979)是首次把婚姻质量和婚姻稳定性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学者，他们相信，婚姻质量和稳定性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婚姻质量越高，婚姻的稳定性越好。之后的一些经验研究支持了他们的观点。Udry(1981)通过对都市已婚白人的调查分析，发现妻子的婚姻幸福感是婚姻变动的最重要的预测变量。Booth 等 (1986)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与婚姻较幸福的当事人相比，低幸福感的夫妇在今后3 年离婚的可能性大约会高出4 至5 倍。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婚姻质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程度在不同文化背景地区关非相同。Lewis 和Spanier(1979)认为“不能离婚的文化规范，如来自家庭、朋友和教会的压力等，会提升婚姻质量影响的水平，以致于保证婚姻关系的延续或婚姻的稳定”。而事实上，外在的压力不是强化而是削弱了婚姻质量对夫妻关系稳定的制约作用(SchummandBugaighis,1985;ThomasandKleber,1981)。 从中国的国情而言，由于城市和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规范存在相当大的地域差异，婚姻主体的生活质量、 3 价值取向和互动模式也有较大的不同，婚姻离散所要付出的经济、社会和心理代价也明显不同。由于“好人不离婚，离婚不正经”、 “宁拆十座庙，不破一对婚”和 “没妈的孩子象根草”的伦理文化以及“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生是婆家人，死是婆家鬼”的封建礼教在农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