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样纪念杨小凯？我们怎样纪念杨小凯？FT中文网的徐瑾女士来电邮，说看到我在微博点评林毅夫、张维迎在纪念杨小凯去世十周年会上的发言，希望我能就相关的话题展开谈谈。看完邮件，我就知道我与小凯缘份在此，不能不写点文字了。1、缘起当然，所谓缘份并不是说我与小凯有多少或多深交往。1982年秋我读研究生来北京，小凯已去武汉大学，次年他即去美国。后来虽然彼此均有耳闻，但就我的记忆并没有机会谋面。直至大约2000年的一天，与我一直有合作的原农村发展组的老友罗小朋来电话，说杨小凯在北京，他想前来拜访，不知我是否方便。当时我正在忙于企业事务，但对小凯早有敬意，故当即爽快的说，没问题，我请客,我们可以边吃边聊。记得第二天中午，小朋领小凯前来，我在当时位于三元桥的公司对面“红子鸡”餐厅订的座，大家相谈甚欢。当时小凯在华人经济圈已负盛名，但我的印象我们主要谈的并非学术，而是对中国经济社会的看法和发展前景的判断。其时小凯正在形成后发劣势等看法，因此他对中国经济的前景有颇多怀疑。而我1990年代回国后把学术基本丢在一边，海归创业，公司正上台阶，刚刚收购了一家上市公司。经商之余，还正在抽空写作一篇“破除垄断坚冰”的大文章。文章指出计划经济其实就是国家全面的经济垄断，而文化大革命则是把经济垄断发展到全面的政治垄断和思想垄断的顶峰，因此改革就是逐步破除各种垄断的过程。文章最后一部分专题论述，如果说其他领域的垄断，已经多少被相当一部分人认识，但城市户籍制度的垄断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则远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而只要抓住农民工市民化即人口的城市化这个核心，就可以解决内需不足和人力资本升级这两个主要发展瓶颈，实现中国经济在新世纪的持续高速增加（此文发表于《时代财富》杂志2001年第1期）。显然，我与小凯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判断相去很远。但小凯这个人内心或许高傲，然待人相当和善，记得我们的讨论热烈融洽，和而不同。那时我只身从海外归来，又被体制开除，只是靠引进海外信息做咨询服务业起家，后又杀入竞争激烈的工业而有相当的发展，说明改革中的中国体制并非没有私营企业和企业家精神成长的土壤。这些背景显然增加了我的话在小凯那里的可信度。不想此后小凯即患癌症，这一面即是永别。2、小凯人生三部曲之一：难以回首的文革传奇经历小凯父母原是湖南省的高级干部，1959年即受彭德怀事件的影响，成了右倾机会主义者。虽然在1962年即获平反，但小凯此时正值十来岁的少年，在心灵上已留烙印，1966年文革爆发，老账新债，父母皆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小凯的革命热情，幼稚而单纯地成为追求革命理想的造反派。1968年初他发表的“中国向何处去？”震惊一时，其实是比当时文革指导者要纯粹但也还要左的极左派宣言。他公开自称“极左派公社”，其目的是打倒新官僚资产阶级、推翻新复辟的革委会、建立震撼世界历史的“中华人民公社”显然，小凯自以为是地诠释文革指导者的意图，试图将文革引导到更激进的巴黎公社直接民主式乌托邦革命是太幼稚了。而他寄望于武斗中抢枪的人民武装，搞“夺军权战斗队”，更是当时利用军队来稳定局面和实现权力转移的文革当权者所不能容忍的。当然，小凯更不知道的是，几个月前，就因《红旗》杂志纪念建军节的社论中提出要打倒军内走资派，引起毛泽东震怒，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小组的关锋、林杰等人被抛出来直接从天堂送进了地狱。因此，小凯自然被抓，开始了十年的牢狱之灾，也给他的家庭带来了进一步的灾难。现在回过来看，这是小凯个人和家庭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但客观地说，这是包括小凯在内的这一代人并没有真正深刻反思的一段历史。我这样说没有丝毫对小凯的不敬，而是因为我有着与小凯不同但相似的经历。我自幼在省委工作的姨妈家长大。都曾经是中共地下党的姨妈姨夫1957年双双被打成右派。在1962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提出不久，我自己家里又被挖出“国民党特务”，因此可谓自记事就在别人的白眼中长大。但是在当时的有限信息和被极度歧视之下，文革开始后我竟然也是极左思潮的信仰者，小小13岁的年纪也没少写批判的大字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