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高度与文学限度 没有谁怀疑鲁迅是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也没有谁怀疑曾经制造 20 世纪中国文学又一次辉煌的新时期文学有其一定的限度。可是，若问“高”，高在何处？“限”，又限在哪里？这两个无法自证清楚的问题也在大家从不质疑的确信中因为缺乏足够的实证分析而不甚清楚。其中的原因很复杂，但有一点是确凿的：基于可比性理论的考量，没有谁会冒失地把它们生硬地拉扯在一起；而究其实，这是两个具有相当关联度的问题，而有没有可比性，比较双方轻重的权衡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比较者能否找到阿基米德那个足以撬动地球的支点。这两个问题萦绕在笔者心中确实有些年头了，那么能否对其作点实证分析，倒很是期待方家的批判指正。 一、《伤逝》的深度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限度 鲁迅的《伤逝》孕育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而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则是新时期拨乱反正大时代的产儿，两者的创作时代虽然不同，但创作背景相似，都是在思想大解放的背景下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创作思路相似，两部都是爱情悲剧，都试图从爱情悲剧中透视出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内涵，但各自视界的广度和深度却相差甚远。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被认为是“新时期婚姻伦理小说中最有重量的篇目之一 1980 年短篇小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1）。这不奇怪，因为性禁忌是“文革”十年高压统治下突出的文化症候，爱情禁区的突破无疑是思想大解放的最佳突破口之一，这篇小说确实抓住了新旧社会转型时期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能否敏锐地抓住一个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固然是小说家最重要的艺术功力之一，但更见功力之处还在于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文化反思力度和深度，那么在这方面，这篇小说表现如何呢？小说悲剧主人公沈存妮的母亲菱花和妹妹荒妹都是在即将成为买卖婚姻牺牲品的关键时刻为党的政策所挽救。因为前者的婚恋故事发生在“文革”前，那时，落实在法律文本上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理念就能落实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而后者的婚恋故事则发生在“文革”结束之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渐渐吹醒了大地，也吹醒了青年男女婚恋自主的意识；只有存妮与小豹子的恋爱故事不前不后，正好发生在“文革”的非常岁月中而成为悲剧。这样，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通过沈家两代人中三位女性（菱花、存妮、荒妹）的不同命运在文本的叙事结构上锁定了“被爱情遗忘”的悲剧实质是极左的悲剧，从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那个荒诞岁月中的荒诞政治。这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