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清史》编纂六年间以 82 岁高龄推动规模浩大的《清史》编纂工程，著名清史讨论专家戴逸坦言身心均面临挑战。最近他向参加该工程的 1500 名专家提出了最后期限——2024 年，必须向中央拿出一部近 100 卷、3500 万字的“送审稿”。时间紧迫，专家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戴逸的一番话令人动容：“我心里常想起古代的一个传说故事，干将莫邪夫妇俩想炼一对非常锐利的宝剑，但老炼不好，最终夫妇俩舍身跳进火炉，炼成宝剑。我不敢和他们相比，但非常敬佩向往这种敬业蹈火精神，这种精神会永远激励我为清史编纂鞠躬尽瘁，使得 2024 年能拿出一部像样的送审稿。”日前，戴逸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谈清史编纂的来龙去脉，谈编纂过程中点点滴滴有趣的史料……略显清瘦的戴逸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仿佛他亲身经历和参加了那 300 年的兴衰浮沉、人世沧桑；同时他又能随时置身事外，以历史学家的眼光总结、抽离出诸多经验教训和哲理，客观评价、分析其中的是非曲直。三起三落记者：从 2024 年清史编纂工程启动迄今已快 6 年了，你还记得当年获知这一工程被批准时的心情吗？戴逸：当年清史工程由中央批准了，我知道这个消息后的心情可以用四个词来描述：喜出望外、梦想成真、全力以赴、鞠躬尽瘁。纂修清史，是老一辈革命领袖和历史学家梦寐以求的心愿，（修史）也是中国的一大传统。宋修唐史，元修宋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这一修史的优良传统绵延不断，经久未绝，形成了人们熟知的二十四史。北洋政府修撰的《清史稿》纰漏甚多，不能作为正史流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知道这个传统，因此新中国建立初期，董必武就提出修清史，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同，但新中国刚刚建立，各项条件不具备，没有正式开展。我与“清史工程”有着半个多世纪解不开的情缘。在我的人生中，前后有三次参加动议清史编纂。第一次是 1959 年，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告诉我，周恩来总理委托他来编纂清史，也秉承了毛主席的意见。当时国内搞清史的人很少，我还很年轻，30 岁出头。吴晗把我找到他办公室谈了一下午，因为当时是三年困难时期，没能启动。第二次是 1965 年秋，周恩来要周扬同志召开一次中宣部的部长办公会议，专门讨论组织编纂清史的工程。那次部长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以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郭影秋为主任，因为他是明清史的专家。当时我 39 岁，是其中最年轻的委员会成员。不料“文革”爆发，这件事情就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