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专制的“男耕女织诅咒知识精英到他们自己，都不认同商人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的阶层意识。这是最具悲剧性的一点，如费正清所言，“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超稳定结构与高水平停滞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金观涛和刘青峰发明了两个词汇形容明清时期的中国——“超稳定结构”和“高水平停滞”。在对比了中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之后，他们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来说，科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都存在着适应性。也就是说，制度大于技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落后首先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思进取。大清帝国有其“康乾盛世”，标志有三：一是人口的迅猛增长；二是中央财政日渐丰腴；三是百年太平使得民间生活安逸，商人阶层由俭入奢，工商繁荣。在国史上，若以时间计算，“康乾盛世”仅次于“贞观-开元盛世”。然而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康乾盛世”其实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周期性复苏，中国社会仍然在超稳定的状态下平铺式地演进，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突破。假如站在人类进展史的角度上，我们更会发现，这所谓的“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在西方史上，17 世纪是一个智力大爆发的时代，欧洲的家们在天文学、物理学、数学、社会学、哲学等多个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并集体奠定了现代科学殿堂的基石。正是在科技力的驱动下，欧美列国相继实现了对中国的超越，从1700 年到 1820 年，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72%，欧洲为 14%，全世界的平均增长率为 6%，而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直是零增长。到19 世纪 30 年代前后，中国的经济总量仍然为全球第一，可是经济总量的增加全部来自于人口倍增的效应。观察这一时期的中西历史，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的结论：其一，在工业革命中，一个国家的财宝水平和财宝总量，与其工业化的时机、速度以及成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既有的经济总量绝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与之相比，技术革新构成了工业化进程的核心。然而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总体上缺少推动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激励机制。其二，工业革命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是以一种非常突然的方式“空降”到东亚地区的，它在社会和经济制度上都与原有的“基因”格格不入，作为被接受方，中国乃至东亚各国在心理、制度上所遭到的打击都是巨大而惨烈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清朝的超稳定状态在 19 世纪初被打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