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贪官的潜伏空间 从 1991 年到 2009 年，走过 19 年贪腐之路，江西南昌市委原常委、南昌县委原书记汤成奇，近日被一审判处死缓。贪污 3901 万余元、受贿 350 余次，这一腐败个案再次让人思索：从开始贪腐到受到查处，少数贪官的“潜伏期”为何那么长？ 与漫长潜伏期相伴的，是汤成奇平坦的仕途。从镇长助理到镇党委书记、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再到副市长、市委常委……每一步都是“带病任职”。而且，汤成奇的腐败还是“全能型”，既涉及土地征用、建筑工程承接、国家专项补助资金拨付，也涉及职务升迁、工作调动、就业等人情往来。 照理，潜伏期就是贪腐期，时间越长越容易留下线索、露出马脚。但为什么汤成奇这样的少数贪官，却能够一次次逃脱“被发现”，从小蝼蚁变成了大巨贪？ 究其原因，一方面，潜伏期能让他们积累政治资本，产生晕圈效应，群众与相关机构因此放松警惕。汤成奇创造“南昌速度”、博得“经济能人”名头，都可能成为掩盖阴影的光环。另一方面，长期的潜伏也让他们有更从容的时间编织关系网络、掩盖犯罪证据，甚至会因不断上升的权势获得更大便利。汤成奇通过“皮包公司”套现权力，可为例证。 还要看到，经济、政治体制的转型仍在探索之中，政府仍有“万能政府”的色彩，这使权力的影响在一些该退出的领域内不降反升，使领导干部插手一些该放下的事务不减反增。这给一些心怀鬼胎者提供了肥沃的腐败土壤，也是贪官的作案手法愈发隐蔽、“反调查”能力越来越强的重要原因。 有着漫长潜伏期的贪官，并不只汤成奇一个。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自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上任开始卖官，潜伏 10 余年；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落马时，贪腐时间已长达 20 年。《法制晚报》曾分析，1991 年至 2004 年审判后经媒体公开的 200 个典型腐败官员案例中，60%的贪官潜伏期都在 5 年以上。与“贪腐一两年，铁窗一辈子”相比，这些长期逃脱惩罚的贪官，为害尤烈，会让人心存侥幸，刺激更多贪腐行为出现。而贪官的潜伏期越长，破坏就越大，我们的执政资源也就流失得越多。 尽管只是少数个案，贪官“潜伏”也反映出制约权力、完善机制、公开透明的紧迫与必要。它提醒我们：面对“腐败能人”，对干部的任用、考察制度，已有的制度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是否还能更有针对性、反应更灵敏？述职述廉、任职前考察公示、民意测评这些干部任用、考核的制度，如何能够避免失察、及时发现问题？如何通过政府职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