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香花下》 黄秋耘 从 1935 年初秋到 1937 年 7 月芦沟桥事变，我在清华大学度过了两年的峥嵘岁月。在这两年当中，我经历过一些严峻的考验，甚至执行过一些相当危险的任务……可是，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还时常涌现在我的回忆中使我永志难忘的却是一桩寻常的小事和那位跟我只有“两面之缘”的“救命恩人”。和我同时代的人也许还会记得，1936 年 3 月 31 日，北平的大、中学生在沙滩北大三院开过一个追悼在狱中受刑病死的战友郭清的大会，会后举行抬棺游行。我和六七百个同志参加了这次游行。我们的队伍从北池子走到南池子，就跟上千名反动军警碰上了，他们挥舞着警棍、皮鞭和大刀向游行队伍冲击，而我们却赤手空拳，只能用几根竹竿招架着。经过一场剧烈的搏斗，我们终于被冲散了。当场逮捕了五十四个同学，打伤了上百个同学之后，反动军警还穷追着我们，几乎是两三个撵一个。我在前面跑，两个警察在后面追，我后脑勺挨了一下警棍，鲜血渗出了便帽，滴在天蓝色的大褂儿上，前后都有斑斑点点的血迹。幸亏我在大学里是个游泳运动员，终归跑得比他们快些，一眨眼就把他们拉下了一百多米。我窜过几条七枝八叉的胡同，跑进北池子南口的一条小巷里，眼看着有一户人家虚掩着门，我推开门一闪身躲了进去，反手就关上了门。当时我浑身都是污泥和血迹，脸上也是红一块花一块的，不像个人样。院子里收拾得挺干净，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影。过了半晌，门帘子一掀开，走出来一个很文静的姑娘，小个子，大眼睛，模样儿有点像《城南旧事》中那个林英子，年纪却比林英子大好几岁，大概是个高中学生吧。她看到我这个模样，吓了一跳，但还是很镇定地问我：“您怎么啦？哪儿受的伤？”“我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刚才去参加游行，被警察打伤了。他们要抓我。借您这儿躲一躲，行不行？假如您不同意，我马上就出去。”她拦住我：“您不能出去。这个样子跑出去，岂不是自投罗网!来!让我先给您包扎一下。”接着，她把我领进屋里，拿出绷带和药棉，上了药。迅速地用熟练而轻快的手指给我包扎好伤口，又用酒精擦干净我的脸孔，关切地问道：“我粗手粗脚的，弄痛了您没有不难受吗？”我整理整理衣服，站起来：“不怎么痛啦!我可以走了。”她端详了我好一阵子：“不行，您身上有血迹，警察会认出来的，得换过衣服，戴上呢帽!”她从衣柜里拿出一件蓝布大褂儿和一顶旧呢帽：“是我哥哥的，您穿戴上大概还凑合，他个子和您差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