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有权威、高效应的《德育读本》呼唤有权威、高效应的《德育读本》 从某种意义上说，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文明素养是高是低，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当代《德育读本》的权威性和产生的实际效应如何。权威性的、有实际效应的《德育读本》，是社会和人生的命脉之一。 基此，我们就不能不关注中国《德育读本》的编定问题，尤其是权威性和实际效应如何。 所谓权威性，当然首先指必须具有的“国定”性。但是真正的权威性，又必须以国民的笃信、笃行为基础。而真正产生实际效应，又只能体现为国民的主动化、自觉化、习惯化。 今日，我们真的编写出了这样的《德育读本》了么？我只能斗胆地说：尚未。 诚然，古代中国曾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德育大国，从儒学、道学、理学、仁学，直至清末戊戌变法之前一切以科举为主旨的读本或法定试题，十之八九都具有德育因素。而那些信条、教条、经言又大都是“务虚”性的，不具有“行为化”的品行，故而可信度、可行性都很低很差。 到了新中国，1949 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规定，将“五爱”定为“全体国民的公德”。必须承认，这是从千百年旧道德跃升为新道德的质变。但在对道德的认识和解读上，也只是达到了“公约”、“条令”的水平，尚未上升到根本的道德原理、道德法则。 到了后来的极左年代，道德又成了政治的同义词，否定了道德的特别属性。乃至使“文革”中大肆反道德、扑灭道德的行为甚嚣尘上，连启蒙式的德育读本也烟消灰散了。 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之后，使种种愚昧、野蛮等恶性行为受到了冲刷，功德无量。但随之也走向两个同样可忧的误区：一是使教育成为智育的同义词，引发的“知识爆炸”也同步“炸”掉了德育，致使德育成了社会的点缀品或陈设品，甚而造成了德育空白；二是由前时的“政治挂帅”一下子转化为“经济第一”、“功利第一”，致使物质利益成了首要圣物。这时的德育，在实际上也只能使道德趋于廉价，或变成一种表演以及“操作技巧”。 什么是道德？什么是德育？这个概念搞不准，其它一切都谈不上。 从根本上说，道德首先是个人品质和个人行为的体现。任何对从上、从众意识的依赖都不可能形成真正的道德。而德育主要指对道德行为的有效法律规范，尤其包括对人某种恶性的有效消除。在这一点上，我们实在应该倾听一下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的一句话：“与其说人性善，不如说人性恶更接近于唯物主义。”也就是说，识恶、弃恶是崇善、扬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