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法治思想的再评说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进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法家对法的起源、性质、特征和作用的论述，对成文法的公开性、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普遍性和简明性等问题的专门阐发，代表了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进展水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一般理论和一般原则有许多相通的地方
法史学界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和评价本文不准备再多加重述，而是在前哲时贤认识的基础之上，对法家法治思想中有关君权至上与法律至上的问题、君主本位与国家本位的问题、重刑治国与轻刑治国的问题进一步分析评说，以供学界同仁批判参考
一、君权至上与法律至上的问题 法家主张君主掌握最高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国家权力，君主的权力至高无上，不可分割
因此，法史学者多把君权至上视为法家法治思想的基本特点
近来，看到有的学者曾采纳法家有关法律可以约束君主行为的观点，说明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在最高原则方面有共同的地方
这些材料最为典型的有以下两条
一是管子提出的“令尊于君”的主张
管子认为英明的君主“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
不为重宝分其威，威重于宝
”[1] 从“令尊于君”的上下文我们可以看到，管子主张的不是法令应当高于君主的权力，而是主张法令应当高于君主的私欲，不能因为君主的私欲而变更法令
管子非常重视法令的作用，认为法令是“人主的大宝”
但他更重视君主的权力，认为君主不能因为重视法令而分散了君权，君权比法令更为重要
细读原典，我们知道，“令尊于君”的“君”是指“君欲”，而不是指“君权”
管子不仅没有法令高于君权的思想，而且主张君主为了维护其权威，就不能太重视法律的作用，因为促使法律作用的实现，不利于维护君主的权威，因此要限制法律作用的实现
实际上，在管子的法治思想和整个法家学派的法治思想中，都没有法令高于君权的主张，而只有君权高于法令的主张
二是管子提出的“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