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页共14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1页共14页制度分析的方法论评价——兼论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方法论特征郭小聪（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275）作者简介：郭小聪（1957-），男，广东潮州市人，行政管理学博士，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政府制度演变理论、政府经济学、制度分析方法研究。摘要：制度分析的首创者在不同学科的方法论特点是不同的，亚里士多德、凡勃伦和康芒斯，都是从方法论整体主义出发的，韦伯则从方法论个体主义出发。但近代以来方法论个体主义在西方制度分析中占了主导地位，原因主要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符合西方社会的科学研究传统和人文主义思潮，反映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度的内在要求，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为西方社会科学界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方法论个体主义与价值观个人主义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西方学界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又确实容易走向价值观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方法，与西方制度主义是可以兼容的，体现了个体与整体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制度分析方法与西方制度主义不同的地方，是坚持了价值观集体主义。关键词：制度分析、方法论、价值观、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由于学科和学派的多样性，要对制度分析的方法论做出评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种把制度分析的方法论一概而论地归结为方法论个体主义，并把方法论个体主义看成铁板一块而忽略其多样性，然后把方法论个人主义等同于价值观个人主义而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是本文所要反对的。因为那样简单地对待制度分析方法，既不利于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不符合制度分析方法的历史事实。一、制度分析首创者的逻辑起点与分析单位：个体还是集体？制度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其真正的意义和作用到底是什么？对此，我们有必要从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来追溯这种方法的来源，以及首创者使用这种方法的目的和逻辑起点。（一）政治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制度分析方法，开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柏拉图研究人类的政治现象有两个特点，一是伦理学和政治学不分离，二是从理念出发来进行演绎亚里士多德打破柏拉图的研究特点，主张把伦理学和政治学分开，认为伦理学是研究个体的善行，政治学是研究集体的善行，并在收集大量实际材料的基础上，研究人类的政治行为、政治现象和政治制度。他研究城邦制度的根本性目的，是要探求什么政治制度最适合于、最有利于人类社会集体善行的发挥和推行。因为在他看来，“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社会团体中最高第2页共14页第1页共14页编号：时间：2021年x月x日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页码：第2页共14页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社团（城市社团）。”[1]（第3页）他还说：“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1]（第148页）可见，亚里士多德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进行制度分析的出发点，是探索人类社会集体的善行，即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正义。就方法论而言，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从个体行为的差异性出发，而是从个体行为的共同性入手，把个体的合群性作为既定假设前提，直接探讨人类的合群性行为——城邦生活。虽然，在历史事实上，城邦这种政治组织形式的出现要比个人以及家庭组织晚得多，但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以及家庭，是先有个人“趋向于城邦生活”[1]（第7页）的本性，后才有城邦。因为“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所以能不期而共趋于这样高级（政治）的组合”[1]（第9页）。所谓高级的政治组合，就是相互依赖的个人与社会团体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社会，即城邦。人之所以自然倾向于过城邦生活，是因为任何个人都不能自足，只有通过城邦生活，个人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凡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