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要研究，不要写文章好的文稿是研究出来的，不是做文章做出来的。写不出来、写不好的，肯定是因为没有想法，没有想法肯定是研究不够。我们的研究，不同于研究机构的研究，属于问题导向型、对策建议型、方案比选型研究。研究方式也不是事先列个课题，拉开架势写，很多情况下，研究是贯穿到一篇文稿从拉提纲到成稿的几十遍的反反复复的修改中的。要研究，是因为责任重大。我们的研究成果直接体现为总书记的讲话、党中央的文件、全国人大批准的规划，成为党中央决策、国家意志、政府工作重点。如果新词很多，口号很响，空话套话满满，但看了以后，不知道怎么干，这样的文稿，就不是好文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反复研究的结果，不是为了写文章写出来的。2012年第4季度到2015年，经济运行面临“四降一升”，增长速度、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工业品价格持续下降，金融风险上升。“四降一升”，关键点在哪里？反复研究讨论，大家最后认为是价格，是工业品价格连续50多个月的下跌，带来企业利润、财政收入、增长速度的下降。价格为什么跌，是需求不足，还是产能过剩？是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是需求侧问题，还是供给侧问题。当时，钢铁、煤炭价格连续两年下降，但全社会表观消费量却在减少，供求规律为什么失效了？原因不是基建投资规模小、增长速度慢等需求不足的问题，而是钢铁、煤炭的产能产量达到了物理性峰值。所以，“四降一升”是现象，主要矛盾是结构性失衡、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深刻根源是僵尸企业不能及时出清这类要素配置的扭曲。这种情况下，刺激需求，增发货币，加大投资，不仅边际效益递减，而且会加剧产能过剩和金融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告诉大家要干正确的事，重点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经过近一年的努力，2016年10月价格稳住了，第4季度增长也稳住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我国1998年以来一直奉行的扩大需求政策的颠覆性变革，是宏观调控的方向性改变。治大国如烹小鲜。没有深入的研究思考和比选，是不敢提出这种颠覆性思路的。第二，要思考，不要浅尝辄止对任何问题，都要深入思考，刨根问底，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像剥洋葱一样，由表及里，一层层剥，找出最终的病根。这样形成的看法，肯定是独特的。大家都知道北京患病了，而且病得不轻，交通拥堵、污染严重、水资源短缺，房价过高。有的认为是外地人来的太多，千方百计控制人口，但为什么越控制人越多呢？人是跟着就业岗位走的，农业社会人跟着耕地走，工业社会人跟着功能走，功能来了，就业岗位来了，人就来了。既要建设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总部基地、工业基地、商贸中心、物流中心、交通枢纽、航运中心，又要成为文化体育中心、教育医疗中心、科技研发中心，所有功能集于一城，就堵不住人口的蜂拥而入、房价的蒸蒸日上，也难免拥挤不堪的交通、频频光临的雾霾。北京的城市病，病根是功能太多，功能走了，人才能走。治疗城市病，必须动外科手术，疏解北京功能。疏解到哪里去呢？重点是天津、河北，这就有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才有了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第三，要创新，不要人云亦云创新是起草文稿的灵魂。解决中国特有的发展难题，既不能全盘照搬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也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学，必须敢想，敢于突破理论的、体制的条条框框，有创新性思维，超前性意识。起草十八届三中全会时，起草组工作班子的领导就要求大家创新，在哪些方面创新呢？作为改革文件，必须在基础性制度上创新。中国40年的改革，一直是围绕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是产权制度或所有制改革，二是市场化改革。最后，反复研究讨论，把过去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这种创新，其意义不亚于当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年虽然提出了这一改革方向，但没有定义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基本点上留下了尾巴。改为决定性作用，就是要告诉全党全社会，虽然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共同规律我们必须遵守。再如，套用西方的基尼系数来衡量我国的区域差距就是正确的吗？这能成为政策方向吗？经济理论需要抽象，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