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时代的鲁迅》鲁迅与《新青年》1919年，鲁迅开始介入《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既然已经进入同一条战壕，他就必须密切注意前头的方向和四周的枪弹，随时保持一种警戒状态。在同人中间，他特别欣赏王敬轩“双簧戏”，以为这种存心捣乱的精神是很可发扬的，虽然胡适等人认为不妥。黑暗势力实在太顽固了，非有强大到千百倍的攻击不足以损伤它什么。只要是真正的战斗，过激一点怕什么呢？何况这也不失为一种策略？在双方的力量处于非常悬殊的情况下，他是主张有非常的战法的。反正旧势力溃灭的命运是无法挽回的了。关于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当刘师培伙同北大的遗老辜鸿铭、黄侃之流，加紧筹备《国粹学报》和《国粹丛编》的复刊工作时，他曾经给钱玄同发出一封信，用极端轻蔑的语调写道：“中国国粹、虽然等于放屁、而一群坏种、要刊丛编。却也毫不足怪。该坏种等、不过还想吃人、而竟奉卖过人肉的侦心探龙做祭酒、大有自觉之意。即此一层、已足令敝人刮目相看、而猗欤羞哉、尚在其次也。敝人当袁朝时、曾戴了冕帽出无名氏语录、献爵于至圣先师的老太爷之前、阅历已多、无论如何复古、如何国粹。都已不怕。但该坏种等之创刊屁志、系专对《新青年》而发。则略以为异、初不料《新青年》之于他们、竟如此其难过也。然既将刊之、则听其刊之、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国法、如何粹法、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如何探戈、亦一大快事也。国粹丛编万岁！老小昏虫万岁！！”问题的严重性并不止于文字形式本身。在复古派背后，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因此，文学革命决不是终极目标，最持久最艰难的战斗，惟在国民思想的改造。从呐喊的头一天起，鲁迅一直跟主将们保持同一的步调，写遵命的文字，然而也仅仅因为这是时代的使命而已。他是战士而不是喽啰，他有他的头脑和位置。早在留日期间，他便已致力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了；随着革命的成功，败绩，蜕变，尤其是近期发生的张勋复辟事件，使他不能不特别重视社会意识的变革。作为现今给自己布置的任务--思想革命，是他青年时期的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与定型。由于他不想以主将自居，所以也就没有想到过要著大文作号召，仅在通信中向钱玄同表白了这层意思。他写道：“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才从‘四目仓圣’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脚下跪倒；无非反对人类进步的时候，从前是说no，现在是说ne；从前写作‘咈哉’，现在写作‘不行’罢了。所以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关于思想革命的主张，可以说，是周氏兄弟共同的思想果实。直到次年3月，当作人首次把“思想革命”当作一面旗帜高擎起来以后，这封信才由《新青年》编者加上标题，在通信栏内发表。1918年4月，《新青年》增辟了“随感录”专栏，刊载对于社会和时事的短评。鲁迅是从第二十五篇开始为它撰稿的，发表时署名“俟”，又写作”唐俟”。他清楚地知道，由历史沿袭下来的思想文化结构具有怎样的稳定性，自己以及周围的伙伴不见得就有超出于现实之外的突变。过分的执著与深刻的疑虑，使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彻底的乐观主义者。虽说思想变迁不小，但于希望的有无到底没有大把握，只知道等候是不会错的。从绝望中汲取力量的源泉，是真正的理性主义和英雄主义。鲁迅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真用心爱心专心切；也许正因为他已经绝望于那腐败的一切，战斗起来也就显得格外凶猛，机警，每每击中要害。他写随感录、凝炼、尖锐、一如匕首，什么国粹家的论调、大小官僚的经验、扶乩、静坐、打拳，以及冒牌的讽刺画，无一可以逃避其思想批判的锋芒。鉴于爱国主义往往成为反对改革的掩体，鲁迅以为，必须集中力量攻击国家的弊病，暴露国民的劣根性。以此为出发点，打着“祖传老病”的旗号反对吃药的“国粹派”，自然成了他心目中的最可恶的敌人。“国粹”是什么呢？他打了一个出色的比喻?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以残酷为乐，丑恶为美，腐朽为神奇，这就是“国粹”--野蛮文化的混合体。鲁迅没有停留在社会现象的罗列上面，犀利的目光，总是穿透事实而直及国民思想性格的底层。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