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辞》之文化意蕴浅酌程潮铁矿子弟学校舒成章晋安帝义熙元年秋（４０５年），陶渊明出任彭泽令，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仕。他这次做官到辞官的过程，据萧统的《陶渊明传》所载是这样的：“……岁终，会郡遣督邮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辞职，赋《归去来》。”结合《归去来兮辞》序不难看出，陶渊明是在“幼稚盈室，仓无储粟”的情况下不得已而出仕。虽“公田之利，足以为酒”令他确实欢愉了一番，可“质性自然”的他深知为“口腹自役”而出仕，即是丧失自我，“深愧平生之志”。因此，“饥冻虽切”，也决不愿再“违己交病”。于是为酒食无忧在县令一职上混混而已的陶渊明毅然归隐。“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傲骨支撑起历千年而不朽的文人风范，使一些有良知的中国文人在这里找到一点依托；而陶渊明的率真、坦诚却又令无数的名流大惊失色。历代文人耻言“著书都为稻粱谋”，更耻于做官是为俸禄谋，而陶渊明直言不讳，令“文以载道”的神圣光环黯然失色。需要明确的是，陶渊明的弃官主要是因为性情不适于做官，屈曲心性让他不愉快，并非是认定官场腐败、黑暗、怕污了自己的品行。同时，大可不必拿他的“性格弱点”大做文章，人生一世，怎能以一个“利”字来规整性格的优劣？陶渊明就是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所包含的文化意蕴便是明证。《归去来兮辞》是诗人积半生之体会而发自深心的呼唤——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归来吧，田园都快要荒芜了，为什么还不回去？那才是自己的安身之所啊！既然已经认识到心灵成了形体的奴隶，何必还耽留不返、惆怅独悲。“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是诗人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喊出来的肺腑之言，喊出了他对于出仕的悔恨，一个“胡”字更是掷地有声，饱含强烈的谴责和质问直逼自己的灵魂，理智的认识到“今是而昨非”。诗人悟到十三年间五番入仕实在是误入歧途“误落尘网里，一去三十年”，而今天的归返田园才是正确的选择。没有那样的经历也不会有此时的认识，现在返归还不算晚，归舟轻快，归心似箭。归心是很多人都有过的共同体验，尤其那些浪迹天涯的游子，以及那些奔走江湖、上下求索的文人志士。人之一生是在不断远离生之本源，去探寻、求索许多若隐若现、美丽迷离的东西，从孤独走向孤独，不论其间有多少欢乐、繁华，都将被时间流水洗去，只剩下心灵的孤独与归途的踉跄。陶渊明的归田，不同于那种不食周粟，不仕新朝，不与浊世同流合污以及避祸患于乱世的归隐，而更是人到中年后的“归根”，是踏遍万水千山、饱览沧桑之后的归返精神家园。归隐之士总还怀有再出的念头，尤其如唐朝终南山之隐士，以隐博名，以隐求仕。“归根”却是回到母腹回到母怀，静待重归于尘土。正因如此，诗人才卸去了所有负荷，心灵完全放松，神思飞向了家园。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侯门。中国人自古崇尚儿女绕膝的天伦之乐，这种追求血脉相连的亲情文化，是许多无为甚至有为人士的理想园地。陶渊明隐居在家，天伦之乐也随之成为他清谈人生的寄托。他曾在许多诗篇中写到小孩在他身边嬉戏，牙牙学语。如在《和郭主簿》中感受到“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在我侧，学语未成音”的天趣。陶渊明直奔家门时，温情满怀的或许就是“僮仆欢迎，稚子候门”的真诚场景，其坦率天真的人性美熠耀着屋宇，有了这样的深情厚谊，官场的那种曲意逢迎，装腔作势就显得可鄙可憎了。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打量着久别的庭院，虽然“田园将芜”，可“松菊犹存”呢，诗人怎不无限开心更何况还有美酒做伴。“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嘛。《汉书•艺文志》云：“酒者，天之美禄，帝王所以颐天下。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福之会。”酒与诗，和中国历代文人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那些奇才怪杰，更多是酒中仙、醉中鬼。近有唐伯虎“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苏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