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长树杨绛，她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个用“先生”称呼的女性了，她是专家学者，作家翻译家，也是钱钟书眼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她儿时进的是启明、振华，长大后上的是清华、牛津，从小到大上名校，“好的教育”几乎伴随一生；作为在开明家庭和教育中长大的“新女性”，却嫁入需对公婆行叩拜礼的“传统”家庭，但依然和丈夫相亲相爱了一生……可以说，杨绛先生的一生是传奇的，不论命运多艰，身上永远充溢着一种无怨无悔的向上之气，到了老年，脸上的淡定从容更是散发一种别样气质。她和钱钟书先生的女儿——钱媛同样是一位才女，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英语系教授，虽然于1997年去世，但“我们仨”的故事，至今流传，感动了无数人。那么，在杨绛先生眼中，什么样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先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好的教育，榜样的作用很重要我体会，“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让他们潜移默化。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很重要，言传不如身教。我自己就是受父母的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的。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豪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妈妈操劳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总要翻翻古典文学，现代小说，读得津津有味。我学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读书，读好书入迷。爸爸在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任上，因为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宁可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有位军阀到上海，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属下列入欢迎者的名单，爸爸不肯欢迎那位军阀，说“名与器不可假人”，立即在报上登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上海沦陷时期，爸爸路遇当了汉奸的熟人，视而不见，于是有人谣传杨某瞎了眼了。爸爸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我是通过他的行动，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的。我们对女儿钱瑗（小名阿圆），也从不训示。她见我和钟书嗜读，也猴儿学人，照模照样拿本书来读，居然渐渐入道。她学外文，有个很难的单词，翻了三部词典也未查着，跑来问爸爸，钟书不告诉，让她自己继续查，查到第五部辞典果然找着。和孩子在一起，要让孩子玩着学钟书从来摆不出父亲的威严，他比女儿还要顽皮。阿圆小时候常说：“我和爸爸最哥们，我们是妈妈的两个顽童，爸爸还不配做我的哥哥，只配做弟弟。”有一次，阿圆大热天露着肚皮熟睡，钟书就给她肚皮上画个大脸，被我一顿训斥，不敢再画。每天临睡他还要在女儿被窝里埋置“地雷”，把大大小小的玩具、镜子、刷子，甚至砚台或大把的毛笔都埋进去，等女儿惊叫，他得意大乐，恨不得把扫帚、畚箕都塞入女儿被窝。女儿临睡前必定小心搜查一遍，把被里的东西一一取出。这种玩意儿天天玩也没多大意思，可是钟书却百玩不厌。除了逗女儿玩，钟书也教女儿英文单词，见有潜力可挖，还教了些法语、德语单词，大多是带有屁、屎的粗话。有朋友来时，钟书就要女儿去卖弄。“我就八哥学舌那样回答，客人听了哈哈大笑，我以为自己很‘博学’，不免沾沾自喜，塌鼻子都翘起来了。”阿圆在书中写到。钟书写《围城》时，对女儿说里面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圆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后来他写《百合心》里，又说里面有个最讨厌的女孩子就是她。这时阿圆稍微长大些，怕爸爸冤枉她，每天找他的稿子偷看，钱钟书就把稿子每天换个地方藏起来。一个藏，一个找，成了捉迷藏式的游戏。后来连我都不知道稿子藏到哪里去了。“钟书的‘痴气’也怪别致的。他很认真地跟我说：‘假如我们再生一个孩子，说不定比阿圆好，我们就要喜欢那个孩子了，那我们怎么对得起阿圆呢。’提倡一对父母生一个孩子的理论，还从未讲到父母为了用情专一而只生一个。”而我对现代教育知道的不多。从报上读到过美术家韩美林作了一幅画，送给两三岁的小朋友，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又很快把画拿来要韩美林签名，问他签名干什么，小孩说：“您签了名，这画才值钱!”可惜呀，这么小的孩子已受到社会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