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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钓鱼”执法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个社会现象，或者说是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钓鱼”执法。“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从法理上分析，这种行为指的是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而在近期，在我国部分城市，却主要体现在交通方面。具体表现为：一位由执法部门派出的“钩子”，“发生了紧急状况”，向私家车主“求助”。车主动了恻隐之心将其搭载。孰不知落入了一个圈套，因为不远处的执法人员，按照所谓的证据，将其定为“非法营运”。然后“依法处置”，罚款。这位车主自然是百口莫辩，除了“乖乖受罚”，哪有半点回手之力？这样的执法方式固然荒谬。然而在我国的部分城市，却有许多这样的案例。如在上海，一位私家车主在上班途中，因路人“胃疼”，动了恻隐之心搭其上路。结果，搭客拔了他的车钥匙，车外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他拖出，还把他双手反扣，卡住脖子，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对方告诉这位车主，他们市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要他交钱才能拿回车。在各种压力下，最后这位车主交了一万元才取回车同样是在上海，另一位车主也是动了恻隐之心，却引来“非法运营”的横祸。尽管他采用了“断指”的方式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却也只是徒劳。庆幸的是，最后他们一个采取诉讼的方式，一个采取向政府求助的方式，让法律还给了他们一个公道。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执法者找出了诸多的理由以示执法的正当性，但却掩盖不了实质上程序上的违法性，以及背后的利益驱动。回顾类似行为造成的结果，发现在鱼钩上晃荡着的除了当事人，还有更大的鱼——那就是法律，道德和人们的善良之心。我国是一个法制国家，生活在法治国家里，人人都要和政府部门打交道。政府能否自觉的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直接影响到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权威。直接关系到依法治国能否顺利实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依法行政，是国家的公共管理活动依法进行，符合法律的规定。然而在“钓鱼”执法过程中，执法者却变成了违法者，引诱守法者违法。这让社会对法律产生强烈的质疑。而执法者的做法所影响的也不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制观念和信心。行政执法中的“钓鱼”行为，不但会让公众在守法与违法的困惑之中，模糊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更是对道德釜底抽薪般的打击。但是为何会有“钓鱼”执法的产生，其主要原因或许就是因为执法经济。199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任何行政部门都没有权利私自处理罚没款，都要上交国库”，但各地财政一般会按40%到50%的比例将罚没款返还给行政执法部门，有关部门再按照四六或五五的比例返还给各分支机构，此办法被俗称为“两次五五分成”。这就等于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与个人联手设套盘剥司机。从这个利益链条中，我们看到，利益的始端和源头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给交通执法部门经费或所给经费很少，不足以维持部门生存，而是寄望于其创收；中端是执法部门，执法单位创收多少与单位和领导的绩效考核挂钩，创收得越多，单位提成和政府财政返回得就越多，领导和员工的奖金、福利等也就越多；末端是执法人员，单位又将创收任务分解给每一个执法人员，并与个人奖金、福利、考核、提职加薪等挂钩。这样就在地方政府、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之间结成了一个公权力与私利错位纠缠的利益共同体，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目标是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现在执法部门法治意淡薄，特权思想严重，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由于利益的驱动，更不把法律当回事，以致以罚代法屡禁不止。“钓鱼”执法则成了执法经济作用下的必然产物。在执法经济的利益驱动下，“钓鱼执法”呈不断向社会扩充“执法力量”之势，提成机制让有关部门公然在社会上“招聘”大量“钩子”，也就是所谓的“协查员”乃至“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他们败坏了“正义”和“正义感”的名声，使社会诞生出大量不从事生产性、创造性劳动的寄生虫，也使法律、公权力的公信陷于崩溃的危险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