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与核心素养虽然素质教育早已成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战略主题，但是对于什么是素质教育这样基础性的问题，仍然存在认识上的误区。“长期以来，对于素质教育的探索，有两个误区，一是没搞清素质教育究竟是一种什么模式，应该说，素质教育是一种全新的育人模式，而非育才模式，以育才取代育人，在现实中必然导致以应试教育取代素质教育，以考试分数取代人的全面发展；二是将素质教育模式化，而实际上，素质教育没有固定的模式，基层探索应该是个性化、特色化、多样化的。”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整体改革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傅国亮如是说。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奇勇认为，素质教育就是适度的教育，而当前的中小学教育则是一种过度教育，具体表现在：一是功能过度。基础教育的主要功能是让一个生物人转化和成长为社会人，过早地与成功、发达等宏伟愿景、远大理想对应起来，对于一个普通的未成年人而言，在现阶段是大而无当、虚幻空洞的。二是内容过度。现在的孩子，在学校学些什么，学到什么程度合适？目前普遍来说，学生的书包过重，所学内容过多、过深。三是责任过度。全社会关心学校，学校却“办”了全社会。校园内，购物、吃饭、安保、医疗等所有的一切都归学校管。校长充当了炊事员、采购员、保安员等角色，把所有事情都管了，唯独没精力管教学。地方官员大多把重视教育，简单地或者功利地理解成了办学校、建房子，很少关心教育本身。政府责任过度，往往就是政绩的过度、基建的过度浪费的过度。教育本来应是家庭的事、团体的事、社会的事，现在却全部成了政府的事情。结果该有学校的地方都由政府投入，把所有的学校都搞成公办，民办教育没有了发展空间。这种过度的责任，还推高了群众择校的热情和对教育不公的不满。四是学制过度。现在孩子发育提前，结果该恋爱的时候在读书、在拼高考，等到上大学了，青春期已经过了，既不爱读书，也不会谈恋爱了。以人为本就是该干啥的时候让他干啥。基础教育，十年足矣。贵阳市教育局局长赵福菓认为，当前素质教育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典型病症，主要表现为知而不行、知行不一、知而罔行。知而不行：几十年来，素质教育这一理念，无论是在各级党委、政府还是基层学校，无论是在教育内部还是社会各界，无论是在专家学者还是平民草根中，都得到了广泛认同，但现实状况是，素质教育在文件制度里有地位，具体工作中排后位；在专著论文里有高度，基层实践少热度；在办学理念上有目标，办学行为上无指标；社会舆论讲得好，个人家庭做得少。知行不一：知行不一实质就是说一套，做一套，认识与实践自相矛盾、互相否定。具体表现为：育人是教育的本质追求，但在实际教育过程中仍然存在重分轻能的现象；课堂教学强调尊重学生主体地位，但实际教学中教师一言堂仍较普遍；对学生综合素质水平恶评不断，但仍以考试作为唯一手段、以分数作为唯一评价标准；对学生苦、学生累、学生书包重学生作业多的批评声不绝于耳，但“不输在起跑线上”的意识根深蒂固，结果是让学生累倒在起跑线上。行而罔知：在实施素质教育的实践中，对素质教育的战略地位、核心目标、基本规律、重点要求、工作路径未能进行深入系统的理解，以育才教育取代育人教育。具体表现在：育人片面化，以智育代替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重才轻德；育人特殊化，以少部分尖子生、特长生代替全体学生；育人形式化，课堂教学改革重形式轻实效，不注重保护和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背离了课堂教学的基本规律；育人盲目化，校训校规原则空洞，没有凸显学校发展的核心理念；育人简单化，以开展体音美的活动等同于素质教育，校园文化建设仅满足于墙壁文化呈现，把社会实践仅仅局限在军训、农训或志愿者服务等活动中。素质教育在实践中呈现出盲人摸象的态势。专家们认为，目前素质教育实施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既有政策设计、体制机制的缺失，又有基层实践的缺位；既有价值取向的偏离又有教育政绩的短视；既有用人导向的误区又有育人方向的错位。这些问题折射出素质教育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基层实践的无奈与迷茫。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在素质教育的问题上，“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当初为什么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