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之帅：花枝缺处留名字VIP免费

风流之帅：花枝缺处留名字别酒劝君君一醉。清润潘郎，又是何郎婿。记取钗头新利市，莫将分付东邻子。回首长安佳丽地。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留名字。这首词寄调《蝶恋花》，题为《送潘大临》，早在苏轼去世后的第三年（1104），就被张宾老编入东坡词集，后来曾慥收入《东坡乐府拾遗》。宋人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也载此词，题为《东坡送潘邠老赴省词》，并说：右《蝶恋花》词，东坡在黄时，送潘邠老赴省试作也。在这首《蝶恋花》里，只因苏轼自诩“风流帅”，又直言曾在“青楼”、“留名”，曾受人们质疑。后来宋翔凤在《乐府余论》中抨击道：其词恣亵，何减耆卿？是东坡偶作，以付饯席。耆卿是柳永之字，此词确实与柳永游冶青楼之词有近似之处。请看柳永《黄莺儿》中的词句：乍出暖烟来，又趁游蜂去。恣狂踪迹，两两相呼。终朝雾、吟风舞。当上苑柳浓时，别馆花深处。正因为此，许多人认为这首《蝶恋花》不是苏轼所作，如曹树铭校编《东坡词》，就将它列为“误入词”。自宋以来，大凡喜爱东坡的人，经常因此对东坡加以环护，最典型的例子，莫如曾在颍州做东坡属僚的赵令畤。他在《侯鲭录》卷一说：东坡在徐州，送郑彦能还都下，问其所游，因作词云：“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花枝缺处留名字”，记坐中人语，尝题于壁。后秦少游薄游京师，见此词，遂和之，其中有“我曾从事风流府”，公阅而笑之。赵令畤一心一意“为贤者讳”，可谓用心良苦。首先，为了年代相符，他先将词中“三十年”改为“十五年”，这样一改，不仅接近苏轼在徐州和汴京的履历，也使这种风流韵事能顺利地往郑彦能身上转移（详见下）。其次，他用“记坐中人语”，将苏轼与这段“恣亵”之词拉大了距离，更加委婉地维护了苏轼的形象。近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其中河南大学邹同庆、王宗堂二教授合编的《苏轼词编年校注》，便采用这一说法，并予以进一步扩展：赵令畤说此词是苏轼在徐州送郑彦能还都下作。“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云云，乃“记坐中人语”，是郑彦能的话，则是合情的。彦能名仅，徐州彭城人，庆历七年（一○七四年）第进士，为大名府司户参军……考《苏轼诗集》卷一六《送郑户曹》：“荡荡清河堧，黄楼我所开。……楼成君已去，人事固多乖。”……黄楼建成于元丰元年八月十一日，郑彦能离徐当在八月。同年，苏轼《中秋月寄子由三首》其三：“郑子向河朔，孤舟连夜行。”自注：“郑仅赴北京户曹。”北京即大名府，则彦能离徐赴大名在中秋节前。诗与本词，情事切合。邹、王二教授在以上考证中，尽力为赵令畤圆其所说，也带有为东坡竭力开脱之善意，可他们先是忘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苏轼此词所赠之人是去汴京，所以下阕开篇才会有“回首长安佳丽地”。这里首先露出一个破绽：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附近）在徐州之北，而汴京在徐州正西，三地恰成鼎足之势，郑彦能受命“孤舟连夜行”，为何要绕道汴京，走个大大的“之”字？其次是上任的路线不符，宋代从徐州赴汴京，必须先乘车马南下，绕道百里开外的宿州符离集（苏轼上任、离任皆历此途），郑彦能的“孤舟连夜行”，却是沿着徐州城边的清河北向而去。邹、王二教授“从善如流”，特意沿用赵氏之说，将词中的“三十年”也改成“十五年”，因为他们知道，从元丰元年（1078）上溯到十五年前，便是嘉祐八年（1063），那时苏轼根本不在汴京，当然这首词的作者就只能是郑彦能了。可他们忘了，赵令畤既说苏轼作词时“记坐中人语，尝题于壁”，那就该题在徐州的墙壁上啊，可为什么后来秦少游“薄游京师”，却能“见此词，遂和之”？难道郑彦能此番专程赴京，就是为了刻写此词，以供将来秦少游见而和之？为了将“花枝缺处留名字”等事坐实了，邹、王二教授又在“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句下注释道：彦能庆历七年生，至今元丰元年为三十一岁，上推十五年为十六岁，恰似潘岳少时游洛阳受女子青睐，有掷果盈车之风流。这句话更牵强了。“风流帅”之韵事，十五年前，年近而立的苏轼尚做不得，为何非要年仅十六、未及弱冠的郑彦能去“大有作为”？若郑彦能果如所言，既能在少年时纵情青楼、又能同时如愿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