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程的理论源是什么？传统的社会中心课程观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过很长的历史。在西方，柏拉图的《理想国》最早论述了教育与人的社会目的观，柏拉图强调知识的系统讲授，注意课程内容对人的教化，强调课程内容中的知识必须与建立等级社会的人才需要相结合。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这样的课程理论基础，《学记》里说的“化民成俗”，其实讲的就是课程知识的社会目的，儒家教育思想中的伦理教育就是一种社会为本的课程理论。在这种课程理论传统中，知识中心论的课程设计与社会中心的课程设计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时有混淆或模糊，不同的只是表现的程度。在英国，18世纪和19世纪，文法学校强调科目课程中心，所以英国人经常说小学教师是教孩子，进入初中就是教科目了，不教人又不教科目的教学是看不到的。在英国的现代中学，则过于强调社会中心的知识课程建构。19世纪的综合学校，究竟是社会中心还是科目知识中心，教师似乎变得很模糊了。不过在初中，儿童中心的课程知识观却很少受到指责。儿童中心的课程知识建构，是针对19世纪教育中的非人道和专制教育而出现的，这种知识课程强调的是“兴趣”。社会知识中心的课程观则强调知识的社会变化和适应性。到了20世纪，西方社会注意到了课程知识里的“市场”因素影响，这种课程知识观照顾了儿童的个体习性与教育的社会权利。儿童中心的知识课程观则过于凸现儿童的习性，将兴趣看作课程知识基础的全部。卢梭、福禄贝尔等在建立儿童中心的知识课程论上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杜威后来更是在这个方面为儿童中心课程理论作了哲学注解。皮亚杰、弗洛伊德、科尔伯格和伯恩斯坦等人对于儿童的认识丰富了课程的知识论基础。“知识是什么”的问题解决了教育工作者在课程设计中的理论困惑。斯金纳和布鲁纳为课程实践提供了操作上的心理理论基础。课程理论的基础来源于课程中的儿童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教育是需要有系列活动来表现的，这里就涉及教育的目的、课程的科目设置、知识的课程化、课堂里教师的课程设计和课程实践及课程评估等。中国的新一轮课程改革，在实践过程当中，该文章所提出的课程理论基础，从学理上来说似乎背离了课程理论研究的范围，我看不妥！中国的课程理论要发展，我个人认为似乎应该在课程哲学上多做些具体和深入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