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讲评作文时，我们在讲评什么作者钱佳音大约8年前，那时我还在市北小学，学校搞了一个师徒结对活动，我的师傅就是朱老师。朱老师带徒弟的方式是放养，就是让你上课，自己琢磨去。我一向野惯了，喜欢单打独斗，随心所欲，这样的方式对我而言，比较自在，因而受益良多。我从乡下到城里上的第一堂区级公开课就是作文讲评课《朋友》，反响还不错，用朱老师的话说，你在城里站住脚了。当然，我知道这话更多程度上是一种鼓励。时隔八年，朱老师说，你再上一堂作文讲评课吧，看看能不能超越当年的自己。说真话，那节课的教案与课件早就无迹可寻了。我已经完全不记得我当时怎么上的了，也完全不记得我想在那节课里体现一些什么想法了。我清楚的是近些年我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我清楚的是这些年我想的最多的词，不是超越，而是回归。回归到教育的原点，自由。无论我们营造出怎样轰轰烈烈的繁荣，都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孩子们越来越不自由。被分数捆绑，被技术捆绑，被意识捆绑。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孩子们接触美好语言和文字的机会太少，孩子们的心灵和精神土壤并没有像我们以为的那么丰沃。这值得我们深思和担忧。在我看来，这世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是自由的变体。自由不是无序和失衡，是多元，是个性，是创造，是宽容，是博大，是精深，是每个人都成为他自己而不是装在套子里的人。说到底，这其实只是一个由己及人的判断。当我们讲评作文时，我们在讲评什么。从哪里出发，去往哪里。也许每个老师心里都有一张谱，也或者谁都没有谱。有些答案可以在百度里找，有些答案则必须在实践里找。我前两年做了一轮评价周报的实验，是跟管建刚学的。每周办一张报，学生投稿，发表，学生评稿，效果的确非常好，但是很累，排版，校稿，印刷，都是很费时的事。我不太忍心占用学生的时间，让他们来做，因为他们的时间已经够少了。自己做的结果就是颈椎变形。我不是一个伟大的人，我认为健康比较重要。我放弃了，但我仍敬佩那些用笨办法做事的聪明人。我最大的感受是：很多有价值的事，都是聪明人用笨办法做成的。也或者说，写作这件事，是没有捷径的。这两年做了一些调整，改让孩子们写微博，每天一两百字。周末写千字文。长假写五千字文。然后每天述评，也不做功课，全凭批完了以后的直觉和一张嘴，我比较轻松，孩子们也很感兴趣。至于效果，可能考试中也未必有什么奇效，但我的志趣不在这儿，让一个人心里有话想说，有话敢说，有话能说，才是我的小小追求，至于他现在说的还不太好，只要他想说，敢说，说的都是真话，也没什么可着急的。我从来不刻意的上讲评课，但有时候我们一整天都在谈论几篇作文，甚至整整一周都在写同一篇文章。如果一定要说点心得，我觉得老师最应该成为孩子们的心灵捕手。在学生作文中捕捉那些闪耀着独特光芒的句子，词语，段落，思想，让他们大放异彩，让他们说出自己写出妙不可言的东西的秘密，然后与更多的人分享。珍视他们的独特而不是漠视，呵护他们的勇敢而不是呵斥，扶持他们的天性而不是扼杀。当然，仅有这个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给孩子们提供他们需要的东西。比如，公正而不失偏颇地说出他们的不足与做作，真诚而恰如其分地分析病症的成因，简单而准确鲜明给出修改的意见，谐趣又不乏温情地激发持续的热情。而我认为最理想的状态乃是阅读和写作的打通，在课堂上的每一堂阅读课其实都可以是作文讲评课，在课堂外的阅读如果能和学生自己写作个性对接的话，那才是真的通透。比如那个戴静宜同学，如果能够推荐她读林海音或者琦君的作品，对她的提升会非常大。一个老师如果能在合适的时机把丰子恺，汪曾祺，老舍，林语堂，沈从文，海明威，契科夫等大师领到对的人面前，也算是一件功德圆满的事了。阿拉伯有句格言，“让真主赐予我改变那些可以改变的东西的勇气，赐予我忍受那些不可改变的东西的耐心，并赐予我区分这两者的智慧。”这格言似乎囊括了人生的真谛，当然也包括教育的真谛，但它多少又暴露了东方智慧中的保守和怯懦，因为区分两者的智慧只能从改变一切的实践中获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