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正义问题段忠桥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贫富差距拉大”问题在我国现实生活中的日益凸现，随着罗尔斯的《正义论》在我国学术界影响的逐渐扩大，探讨分配正义的论著开始明显增多。然而，人们只要在互联网上检索一下就不难发现，从马克思主义出发研究这一问题的论著不但很少，而且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都不大。我认为，原因之一是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正义①问题的论述缺少全面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因而存在不少理解上的误区。为此，笔者试图从近年出版并较有影响的两个人的著作——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的《社会公正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及《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中山大学林进平博士的《马克思的“正义”解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入手，在着力指出并澄清它们之中存在的一些误解的同时，对马克思恩格斯视野中的正义问题做一较为全面的说明。一就国内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正义问题的研究而言，吴忠民教授是较早涉足这一领域的学者。早在2001年，他就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马克思恩格斯公正思想初探》的论文。在《社会公正论》和《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②中，他又对马克思恩格斯公正思想做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将集中分析这两本书中的三个误解。吴教授的第一个误解出现在他的《社会公正论》第3章“马克思主义的公正思想”中。他在此章中首先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曾对公正问题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公正思想。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人们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公正思想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由此出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见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公正是人类社会的崇高境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首要价值之所在”。③吴教授这一见解的依据是什么？从他的相关论述来看，依据只有一个，那就是恩格斯在1843年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的一段话：“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④吴教授把恩格斯这段话作为他的见解的依据显然是不能成立的。我们知道，1843年的恩格斯还远没有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因而，他此时讲的“共产主义制度”还远不是他后来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共产主义。我们只要仔细读一下恩格斯的那篇文章就可以发现，他此时所说的“共产主义”指的是法国的以巴贝夫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和德国的以魏特林为代表的共产主义。⑤吴教授那一见解中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无疑不是意指这样的共产主义而是意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共产主义。这样说来，恩格斯的这段话就不能作为吴教授的那一见解的依据。吴教授还能给出其他依据吗？我认为不能，因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成熟时期的著作中就再没有出现“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可能实现；而这样的制度是正义所要求的”这样的论述。吴教授的见解不仅存在依据的问题，而且还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公正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关系问题上的基本观点相悖。按照吴教授的见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公正所要求的，因为公正是人类社会的崇高境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首要价值。在这里我们无须深究吴教授说的公正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因为无论它的含义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都不认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公正所要求的。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不难看出，他们多次强调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不是基于某种公正的要求，而是基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在他们看来，各种公正的要求说到底都只是一种价值判断，而不是对历史必然性的揭示。对于这类要求，恩格斯在谈论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时讲过这样一段话：“‘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直到现在除了这些或多或少属于道德范畴的字眼外，我们在泛斯拉夫主义的宣言中没有找到任何别的东西。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正义’、‘人道’、‘自由’等等可以一千次地提出这种或那种要求，但是，如果某种事情无法实现，那它实际上就不会发生，因此无论如何它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⑥因此，“马克思从来不把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