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怕我配不上自己VIP专享VIP免费

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阅读俄国文学，会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苦难意识，因为那些作家是俄国近一个世纪的苦难所结晶出来的天才，很多作家的自身经历，就是一部苦难史，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背着一个苦难的十字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群苦难作家的一个代表。想起他来，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他说的那句话：“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命是从死刑场上捡回来的。因为参加了彼得堡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49年4月23日被捕，1849年12月22日，他被一队行刑的士兵带到彼得堡谢苗诺夫斯基广场上执行枪决，眼睛被蒙上了黑布，士兵的子弹已经上膛，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头部，他在黑暗中等待着死神的降临，就在行刑的士兵即将扣动扳机的一刹那，一个军官骑着快马疾驰而来，宣读了沙皇的免死令，而此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跌倒在地，面部抽搐，口吐白沫。陀思妥耶夫斯基死里逃生，这一次的“死亡”对他影响极为深重，死亡的阴影至此伴随了他的一生，并对他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当我们阅读他的作品时，常常会面对死亡这一主题，常常会感觉到一种死亡的气息，这与他曾受到的心理上的创伤有着密切的关系。死刑令虽然被免除了，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获得自由，而是改为流放西伯利亚。1850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押送到鄂木斯科监狱，成为一名苦役犯，他戴着沉重的脚镣在那里度过了4年漫长的岁月。那个监狱中的牢房，就是他观念中的“死屋”，后来，他写成了《死屋手记》一书，为广大读者掀开了一层沉沉的黑幕，使大家看到了监狱中的悲惨生活。十年的流放生活结束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获得了自由，但此后，他又被疾病和贫穷所累：长期的苦难生活，摧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使他处于癫痫、肺气肿和结核病的折磨之中，特别是癫痫，每当发作时，他就会突然倒地，口吐白沫，抽搐不止。1864年4月，他的妻子因病去世，三个月之后，他的哥哥又病故，留下了一些债务和多口之家。他不得不拼命写作，用来还债和养家糊口。但即使是这样，他还是无法摆脱生活的贫困和艰难，有时不得不四处躲债。可贵的是，即使是在贫病交加的悲惨境遇中，他也没有放弃对灵魂的拷问，他在逆境中奋力突围，用苦难书写出了生命的辉煌，为世界文学留下了《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皇皇巨著。这个“残酷的天才”，其作品以尖锐的社会批判、深刻的人性解剖和对生命哲学的深思而成为19世纪文学天幕上最灿烂的明星，他对人类肉体与精神痛苦的震撼人心的描写，使我们在阅读时几近掩面而泣。他所走过的是一条极为艰辛、复杂的生活与创作道路，是俄国文学史上最复杂、最矛盾的作家之一。“托尔斯泰代表了俄国文学的广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则代表了俄国文学的深度”。他的作品，永远闪烁着血性、良知、正义、梦想和苦难的光芒。鲁迅先生称他是“人类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到后来，他竟作为罪孽深重的罪人，同时也是残酷的拷问官而出现了。他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而且还要拷问出藏在那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来。”1881年1月28日，饱受苦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到了生命的终点，19世纪辉煌灿烂的俄国文学天幕上最明亮的星辰陨落了。这个苦命作家终于被苦难带走了，他的墓碑碑顶是一个象征着苦难的十字架和一束荆棘花环，墓碑的底座上刻着这样一句话：“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若不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籽粒来。”若干年以后，村上春树满怀深情地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无限爱心刻画出被上帝抛弃的人，在创造上帝的人被上帝所抛弃这种绝对凄惨的自相矛盾之中，他发现了人本身的尊贵。”（摘自《黔东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