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杜赞奇的《文化、权利与国家》——以“权利文化网络”的核心观为例一、作者及其著作简介《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是印裔美国学者杜赞奇的成名著之一，本书获得美国历史协会的费正清奖和亚洲研究协会的列文森奖。这本书与其另一部学术专著《从国家在拯救历史》的出版使杜赞奇成为闻名于国际的汉学家。杜赞奇，早年就学于印度，后赴美国求学，师从著名汉学大师孔飞力，于1983年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系教授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现在我们看见的这本书是由王福明先生翻译出来的中译本，本书早在1995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所看的是于2008年重新影印而成的凤凰文库之海外中国研究系列。在本书的出版说明中有这样一句话：要支撑起一个强大的现代化国家，除了经济、制度、科技、教育等力量之外，还需要先进的、强有力的文化力量。因此，这本书的中文出版给我们呈现了西方学者是如何以独特的文化观来看待传统的中国社会的，这为促进中西方学术思想的交流起了重要作用。中国虽然在明清时候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但世界对中国越是感兴趣，世界各国对中国的研究越来越富于成果可以证明这一点，就如本文的作者杜赞奇对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从本书的目录中，可以清晰看到书中内容的编排。首先是编者的话，本书是以乡村的文化网络为基本结构并考察其功能力，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提出了“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两个中心概念。作者认为，“国家政权建设”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作为一个概念，同更古老的“资本主义”等概念一样，具有深远的分析性含义。“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则吸收了西方学术界有关文化研究的成果，反对一些现代化论者用单一社会体系或一套所谓的“中国价值观”去理解中国的观点，同时也反对认为价值观点交互感应的功能主义论者的学说。①接着是中文版序，主要是杜赞奇本人对中译本书里面两个核心概念的强调，即作者的现代化理论的新阐释，“‘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利的文化网络’是贯穿全书的两个中心概念，两者均超越了美国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框架”，而本文主要就其中一个核心概念加以阐释。一本书的前言是作者对自己核心价值观的简介，同样的杜赞奇在前言中详细地解释了“权利”、“文化网络”等重要词汇。另外还交代了他研究的资料来源，作者主要利用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查部编撰的《中国惯行调查报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所做的社会调查材料，以及中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细致的个案研究，向我们展示了1900—1942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状况。接着就是本书的正文部分，一共分为八章的内容，最后还有结论、后记及引用书刊目录1等。因为本文主要是对杜赞奇的“权利文化网络”这一核心观做简单的述评，所以仅对本书的第一章节，即权利的文化网络进行了详细的研读。二、“权利的文化网络”的提出中国自周朝开始就有一套完整的基层管理体系，如周人的乡遂制、秦汉的乡亭里制，魏晋南北朝的三长制、隋唐的邻保制、宋的保甲制、元代的“社”、明代的里甲制、清代的牌甲制和里甲制。那到了明末清初这一特殊的政权变革时期，乡村社会的管理会出现哪些变化呢？按照历史的惨痛教训，倘若对鞭长莫及的乡村地区统治不佳势必导致整个国家的安稳与强大。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乡村发生两个巨大变化：第一，受西方入侵影响，经济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第二，国家竭尽全力，企图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主要研究国家政权的扩张对华北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影响。”②在传统的华北农村，国家政权的触角事实上难以深入到乡村社会的底部。虽然国家政权拥有各种权力和法统，建立了里甲制和保甲制，修编了鱼鳞册和黄册，对乡村宗教的法统进行解释，它依旧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征收税赋以及控制社会。因为乡村社会有自己的结构和利益，也以其庞大和复杂难以直接掌控。杜赞奇认为，村落组织是由拥有共同祖先的血缘集团和经济上相互协作的家庭集团组成，即“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