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无终期VIP专享VIP免费

“训练”无终期——关于“训练”的起始沉浮述评广西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黄亢美话题的楔子话说公元1953年5月,在解放初期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潮流中，北师大中文系的学生在前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教授的指导下，在北京市第六女子中学用了四课时教学《红领巾》这篇课文。《红领巾》一课的主要内容是写天已渐黑，风浪不止，而担任引航员工作的爸爸迟迟未归，于是少先队员艾戈尔卡挺身而出，用红领巾蒙上了破碎的航标灯罩，为即将通过的轮船指明了方向。本课教学的主要流程为介绍教材来源，讲述故事梗概；教师范读课文，分析人物性格；划分段落层次概括段落大意；归纳主题思想，总结写作特点。同年7月，《人民教育》发表了介绍、总结及评论的文章，随之迅速地掀起了讨论和学习的热潮，此后，许多中小学语文教师便模仿《红领巾》一课的教法，以教师的“提问”、“谈话”为手段对课文主要进行进行“内容讲解和文学分析”，并很快在全国蔓延开来，时称“红领巾教学法”，是否符合此“法”几乎变成了评价一节语文课的唯一标准。此后的语文教学虽然一直左摆右摇，起伏不定，特别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教材“左”气十足，和语文的“双基训练”基本不沾边，评价的标准惟看其“革命性”和“思想性”。但是，这些极左的评价标准因其政治气候的时过境迁而很快淡退，几乎没有人认为是应该持之以恒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我国进入了拨乱反正的时期、整体改革时期。但是，多年以来，我国中小学语文教学基本上还是沿用“红领巾教学法”，特别是阅读教学，把划分段落、概括段意、分析人物、归纳中心等当作语文教学不可或缺的内容，把“阅读教学”等同于简单的内容“阅读”，把理解课文内容当作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故而进行繁琐多余的内容分析，用大白话串讲白话文，语文课相当程度地上成了内容分析课、思想说教课或常识介绍课，语言文字的学习和训练严重缺损，其后果正如当代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所言：“10年的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习本国语文，却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训练”的引发正是根据这一繁琐多余的内容分析所造成的高耗低效的状况，90年代初期，语文界响亮地提出了“加强语言文字训练”的口号。应该说这一口号的提出是正对时弊的，正因为文学分析、内容串讲、思想说教过盛而语言文字的学习和训练不够，因而提出必须“加强”，而且仅是“加强”而已，并非要排斥其它。的确，学习语文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提出“加强语言文字训练”这一口号凸显了语文的本质，回归了语文的本体，所以在全国的范围内很快便应者甚众。90年代的数年间，教育类的报刊杂志几乎都开辟了“语言文字训练”栏目；全国小语会先后在辽宁沈阳、安徽马鞍山、云南昆明等地举办的“小学语文青年教师阅读教学观摩研讨活动”的赛课活动也均以是否突出语言训练当作重要的评课标准之一；多家出版社出版了有关小学语文语言文字训练理论探讨和方法介绍的论著。一时间真可谓“言必说训练”，不管是“训练”的理论研究还是“训练”的方法探讨，都有了很好的推进。“训练”的辩争在“加强语言文字训练”成为主旋律的同时，一些教师提出“语文课就是要上成语言文字训练课”，持这一说法的教师是从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的角度提出来的，他们并不反对在语文教学中渗透思想教育和其他。随后，首先就有南京师大教科院的倪渝根先生在《小学语文教学》1996年第一期撰文指出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口号”，他认为“加强语言文字训练”是对的，但提出“语文课就是要上成语言文字训练课”的口号容易导致“语言训练”的单一化，特别是对人文教育会有所忽视和弱化。随之又有专家学者回应，认为这是“一个无须忧虑的口号”，代表人物就有浙江绍兴的著名学者周一贯先生，他撰写了《准确把握“训练”的时代内涵》一文，从语言训练语义学意义、实践论意义、教学论意义、素质论意义的角度论述了“语言训练”自然是离不开思想内容、意志情感以及行为习惯的，因此不会误导语文教学走入歧途。客观地说，大家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都认为当前的语文教学的确是应该“加强语言文字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