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雕塑、工艺VIP免费

魏晋南北朝的雕塑魏晋南北朝是古代雕塑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雕塑制作规模之巨大、传世作品数量之多、艺术技巧成熟，以及雕塑艺术对广大民众精神生活的影响都超过了前代。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内各族人民，在雕塑艺术领域中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各民族的文化互相交流、融合，有力地促进了雕塑艺术的发展和提高。佛教雕塑在这一时期居于主体地位，成就是最为突出。吸取、借鉴外国的艺术成就主要表现在佛教雕塑中，经过众多雕塑匠师的创作实践，丰富了中国雕塑的艺术语言。在帝王和贵族的陵墓建筑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型纪念性雕刻，和供帝王及上层人物陪葬用的陶俑等雕塑品也出现了新面貌和新成就。第一节东晋南朝的雕塑名家和绘画相同，东晋至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第一批知名的雕塑家，由于他们有较高的文化、理论修养和努力钻研的实践，在雕塑艺术发展史上做出了有意义的贡献，而大量遗存在无名工匠所创造的艺术品则为人们展现出绚丽多彩的古代雕塑艺术发展的风貌。雕塑家中最负盛名的戴逵（约326—约396年），字安道，谯郡轾县（今安徽宿县）人，徙会稽剡县（今浙江嵊县）。东晋著名画家，也是最有影响的雕塑家、哲学家、音乐家。工书画，博学而有才气，终生遁世不仕。在绘画方面，擅长表现人物、故实、佛像及山水。顾恺之认为他画的《七贤图》，人物形象和意趣超过了前人（前面讲绘画时所看的竹林七贤砖画，或许其底稿即出戴氏所为）；谢赫列其于第三品，与顾恺之相同，评论他的作品为“情韵连绵、风趣巧拔。善图圣贤，百工所范”。他的作品对民间创作有很大影响。戴逵尤以擅长佛教雕塑著称，他努力探索和完善铸造、雕刻的技法表现，改善国外传入的佛像式样而创造出为当时民众易于接受的佛教雕刻形象，为外来佛像样式的本土化改造做出了极大贡献。“自汉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至逵始大备”。在为灵宝寺造丈六无量寿佛和男相端净的菩萨木像时，潜藏于帷帐中听取观众的褒贬，详加研讨，积三年时间方才制成而受到好评。又以十年精力制作五躯佛像，此像与顾恺之画维摩像、狮子国（今斯里兰卡）进献的玉佛像并称瓦官寺三绝。戴逵的儿子戴颙（378—441年）字仲若，自幼受家学影响，善琴书，也成为东晋至刘宋时著名雕塑家。他在处理大型雕塑作品时有丰富经验和娴熟的技巧。尝和其父一起参与众多佛像制作，尤其对大型雕塑的制作积累了丰富经验。据记载“宋世子铸丈六铜像于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颙看之，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错减臂胛，瘦患即除，无不叹服焉”。戴逵父子的众多造像保存至隋唐时期，极受人们的珍视。第二节石窟造像与陵墓雕塑千余年前的遍布各地的佛教寺院均已荡然无存，保留至今尚有数量相当可观的金铜、石刻造像以及残留着壁画的和雕像的石窟寺供人们研究和观赏。北朝石窟造像在保存下来的石窟雕塑作品中，当属莫高窟十六国洞窟的雕塑和甘肃炳灵寺石窟（永靖县西北，刘家峡上游）169窟西秦建弘元年（420）的雕塑为最早，这些泥塑作品的形象和表现技法反映出西域传来的影响。北魏统一北方后，佛教传播日渐兴盛，继在京域修建大规模寺庙和铸造佛像之后，由沙门统昙曜主持在京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之西武州山开窟造像，即今日的云冈石窟。昙曜修造了五处洞窟，其造像“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即云冈16—20窟，通称昙曜五窟，为北朝佛教雕像的早期代表。曜昙五窟规制宏大，平面成椭圆形，立面为穹窿顶，造像多为三佛，设计别具匠心，五个窟主要造像征五世帝王，突出宣扬了皇帝“即是当今如来”的思想。主像形体塑造充塞窟内空间，异常高大，强调给礼拜者以无比威严和压抑的气氛，是君权、神权高度统一的象征。雕像粗壮雄伟，面型方圆，鼻梁直挺，衣纹处理也比较简洁质朴，显然受了西北地区凉州造像的影响，并反映出中亚造像的特色。中期：继昙曜五窟之后至迁都洛阳（494年）以前，皇室勋贵在云冈开凿了一批重要洞窟，即1、2、5、6、7~13窟，这些洞窟均以双窟形式出现。一些窟形为平面方形或有前后室；另一些则出现中心塔柱。壁面雕刻内容繁复多样，已不再雕凿大像。随着孝文帝太和十年（486年）前后实行汉化改革，造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