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政治课与教育理念的哲学思考（参考资料）中国是两千年的教育大国，教育的理念可谓源远流长。然而,今天我们在教育领域所遇到的问题看来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显突出，尽管多年来，我们作了不少改革尝试，但我国教育的弊病却并未根除。形势逼迫我们不得不对教育的理念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中国古代占统治地位的是儒家的教育思想，这种教育主要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政治教育。《论语》中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1]（论语·述而）即教育的内容就是上古文献、行为规范、忠厚的品格和可靠的人际关系这四项。而孔子的“有教无类”，[2]（论语·卫灵公）其目的却是“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3]（论语·阳货）所以，无论是“诗教”、“乐教”和“礼教”，最终都是为了维护上下不移的秩序，使统治者的“江山”永固,“天下”太平。《论语》的教育思想的确为中国长期稳定的皇权统治提供了有利的意识形态工具，遂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但它的这种政治作用也是以牺牲人的素质的全面发展为代价的，它以道德(“仁”)的名义要求人放弃自己的个人权利与欲望，去成全一整套旧的宗法政治体制。儒家教育思想重在教什么、怎么教和为什么教，至于“什么是教育”这样的问题是不大考虑的，因为这一开始就被看作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既然人类“性相近也，习相远也”，[4]（论语·阳货）那么，不论性善还是性恶，教育都是必须的，即改掉恶性、修持善性，以适应于既定的社会秩序。骨子里是一种政治实用主义的教育观。所以，儒家孔子的教育观和后来(通过荀况到韩非)发展起来的法家教育观有一种内在的相通性，尽管看起来极其对立，其实是“互补”的。韩非子主张“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天之语，以吏为师”，[5]（韩非子·五蠹）与儒家“法先王”的区别只是一个如何使教育为“后王”即当时的当政者服务的问题。教育只是政治的工具，没有自己独立的目标和地位。显然，这样一种教育是无视人的自由本性的，它将人训练成为一心追求“仕途经济”而“上达”的“禄蠹”,对于大自然的奥秘和人类精神生活的更高追求(文学、艺术、心灵和感觉的丰富性)都失去了兴趣和敏感性。道家思想(以及后来的佛教禅宗)正是作为对这一套摧残人类自由心灵的做法的反动而生长起来的。儒家士大夫中，唯有同时兼有道禅情怀的“文士”“墨客”，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人的多方面的情趣。但道家对儒家教化的反抗只是一种消极的反抗，并没有、也不可能形成另外一套发展人的个体人格和培养人的自由意志的教育思想，只是主张复归于自然和儿童，保存未受教化之前的“真心”和“童心”。从理论上说，它是“反教育的”，从实践上说，它只不过是“非教育的”，它与儒家政教并无根本的冲突，常常还有某种相辅相成之处。道家的悖论在于，教人放弃教育，这本身也是一种教育，即教人回归自然，存养本性，大智若愚，返朴归真。这其实与儒家的教育思想若合符节，能够为儒家所用，一种极其真挚自然的思想就不可抗拒地变质为一种极其虚伪做作的矫情了。所以，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就是一种立足于政治的德育思想，即以“人伦教化”来“化成天下”的政治工具主义思想。直到20世纪初，皇帝倒台，西方新思想大量涌入，中央集权的控制能力减弱，一种新的、真正民间的教育思想才以蔡元培先生创办的北京大学为实验基地而发展起来。教育不再是为了培养官吏，而是为社会培养广泛的有用人才。按照蔡先生的大学理念，仅仅有实用学科还不配构成真正的大学，还必须有更高层次的、关涉到“终极价值体系”的“世界观教育”,即人文科学和哲学的教育；而且这种“世界观教育”不再是儒家上达于“天命”以“弘道”的政治教育，而是“超轶政治之教育”，它以“发展个性的自由”为前提。他给教育所下的定义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蔡先生把这种教育理念的改革视为从旧时代向新时代转换的标志：“专制时代……，教育家循政府方针以标准教育，常为纯粹之隶属政治者。共和时代，教育家得立于人民之地位以定标准，乃得有超轶政治之教育。”遗憾的是，蔡元培的教育理想至今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