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短歌行》的写作时间及其它作者：王青段元妃1楼内容提要从曹操《短歌行》引用《鹿鸣》成句推断此诗应该作于杜夔为魏国创制雅乐之后，最有可能是在建安二十一年(216)五月招待乌丸行单于普富卢的宴会上。由于是针对不同的客人分别祝酒，因此全诗显得语意断续而不连贯。关键词曹操《短歌行》雅乐制度严格意义上的雅乐，专指周朝雅乐系统。此一系统在西汉初就已经濒临失传，其音调、舞蹈依靠世代担任太乐官的制氏尚勉强传承，但在音乐表现、演奏仪礼中传达的义理，则已经“不能言其义”。汉武帝时，河间献王曾经献过雅乐，但只是“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1](P1070)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一“汉无礼乐”条指出：西汉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礼乐制度在施行。在这种情况下，雅乐是很难流传与保存的。但是也有例外，雅乐中的《鹿鸣》在朝廷各种仪式中的运用一直要到西晋泰始五年(269)才被新曲代替，是周朝雅乐中保存时间最长的一首乐曲。由于《鹿鸣》是食举乐，通常是在宴饮的场合演奏，演奏的频率很高，也许其音调亦便于记忆，所以，我们看到此首乐曲一直在流传。据《汉书》卷六(空格)四下《王褒传》记载：宣帝时，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使（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时氾乡侯何武为僮子，选在歌中。久之，武等学长安，歌太学下，转而上闻。宣帝召见武等观之，皆赐帛，谓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当之！”据《后汉书·明帝纪》载：明帝于永平二年(59)冬十月壬子幸辟雍，初行养老礼，诏曰：“……升歌《鹿鸣》，下管《新宫》。”永平十年(67)，幸南阳，召校官子弟作雅乐，奏《鹿鸣》，帝白御埙篪和之，以娱嘉宾。据《宋书》卷一九《乐志一》载：东汉的食举乐，共有四种：宗庙食举六曲，上陵食举八曲，殿中御饭食举七曲，太乐（享宴）食举十三曲，这其中互有重复，一共是二十二首曲子，但无论哪一种食举乐，均包括《鹿鸣》，二十二首乐曲中也只有《鹿鸣》真正属于雅乐。不过，到了东汉末年，全国大乱，乐章亡缺，不可复知，知悉雅乐的只有雅乐郎杜夔等少数几人。《晋书》卷二二《乐志上》记载：汉自东京大乱，绝无金石之乐，乐章亡缺，不可复知。及魏武平荆州，获汉雅乐郎河南杜夔，能识旧法，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时又有散骑侍郎邓静、尹商善训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悉总领之。远详经籍，近采故事，考会古乐，始设轩悬钟磬。杜夔所传雅乐实际上只是雅乐系统的一小部分，一共是四曲：“一曰《鹿鸣》，二曰《驺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声辞。及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驺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声节，其名虽存，而声实异。唯因夔《鹿鸣》，全不改易。每正旦大会，太尉奉璧，群后行礼，东厢雅乐常作者是也。后又改三篇之行礼诗。第一曰《于赫篇》，咏武帝，声节与古《鹿鸣》同。第二曰《巍巍篇》，咏文帝，用延年所改《驺虞》声。第三曰《洋洋篇》，咏明帝，用延年所改《文王》声。第四曰复用《鹿鸣》。《鹿鸣》之声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晋初，食举亦用《鹿鸣》”[2](P684-685)。我怀疑这四首乐曲中除了《鹿鸣》是古声辞之外，其余三首是否古声在当时是有争议的，所以，左延年要自作声节加以改动。《鹿鸣》在魏时比东汉运用得还要广，除了在各种食举场合之外，正旦大会演奏的雅乐中也包括此曲。总之，在雅乐系统中，唯有《鹿鸣》在朝廷礼仪中运用的时间最长，一直到西晋泰始五年(269)才被荀勖自创的新曲替代。由此可知，从东汉末年的混乱时期到杜夔为曹操创制雅乐之前，朝廷没有演奏雅乐的机会，民间更不可能演奏雅乐，所以，一般人要听到雅乐是极其困难的。明确了以上史实，我们可以来考察一下曹操《短歌行》的写作时间。此诗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然后两引《诗经》成句，其一便是《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据此，我认为曹操所“当”之歌为雅乐的《鹿鸣》，所以对其中成句信手拈来，我还可以举出一个旁证，证明曹操写作此诗时正演奏《鹿鸣》。《乐府诗集》卷三○引《古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