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教育的危机陈思和1993年，上海有几位人文学者发起“人文精神寻思”的大讨论，我也在其中，当时引起很多非议，上上下下都有争论。转眼十多年过去，弘扬人文精神已经成了一个时髦话题，现在几乎每个学校都在围绕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展开活动。对于这个已经成为显学的话题，我倒是有了一点点怀疑。如果说，我在十多年中鼓吹人文精神和实践人文教育的努力从未有过松懈，那么，现在要我说体会的话我只有感到失败的经验。当时中国的市场经济大潮刚刚掀动，市场经济的实践唤醒了长期被压抑的民族生命的原始冲动力，金钱拜物教的大势如火如荼，席卷中国大地，当时许多人都对人文教育丧失了信心。人人都在理直气壮地追逐金钱，人人都在追逐实际的利益，为了在意识形态上适应这样的需要，传统的意识形态显然因为不合时宜而被搁置起来了，于是，破坏性的、唯利是图的道德虚无主义弥漫了社会意识，人性中的恶魔性因素通过大破坏来实现大创造，往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这样一个状况下，人文精神的失落已经造成了对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的严重伤害。当时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受到很多批评，有人就认为，你们讨论人文精神完全是高谈阔论，是清谈，与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大多数人的利益是相违背的；还有人用了“螳臂挡车”来形容对人文精神的探寻。当时我参加辩论时，觉得自己是理直气壮的，因为，在中国有一个五四以后形成的人文精神的战斗传统，可以用来识别和抵制资本主义国家在盲目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已经造成的偏执。如果我们知识分子积极维护这个战斗传统，通过理性的批判和呼吁，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在自己的经济发展中，理性地看待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比方说，工业的盲目发展带来环境的破坏和污染，这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避免的问题。以前的发达国家是通过拓展殖民地，通过将污染等恶果转嫁给第三世界国家，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途径对于中国这样的后起国家来说是不可能重复的。所以，我们只能通过以人为本的精神来克服和对付科学主义的某种局限，同时也用来遏制人性欲望中某些盲点。但是，后来我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可能太乐观了。为什么这会是个问题呢？因为市场就摆在那儿，巨大的利润就摆在那儿，科学主义的危险性不仅被全民所忽视，而且连各级政府的决策者都熟视无睹。所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一切严重恶果，我们照单全收地重复承受一遍。这种轻视人文教育的社会情结最后竟成了社会思潮。我举一个很普遍的例子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文科学生中最优秀的学生一定是考入人文学科，中文哲学、历史，都是以人文为最高志愿。但是从90年代以后，进入人文学科的学生中有不少人的考分可能都不是最高的，或者是从别的学科调剂过来的，那么考分最高的学生到哪里去了呢？趋之若鹜地涌向金融、贸易、经济等专业了，都是朝这个方向走的。过去在中国，无论大陆还是台湾，理科学生中最崇尚的是医学，医学院最难读，学习期最长，考分也是最高的；但是现在，医学院的录取分数往往还不如一般的理工类学科。为什么呢？因为学医读书的时间长，读书读得辛苦，而且毕业后，做医生的职业状况和经济收入都未必比一个外资企业的白领好。从医科学生的职业状况来说，做一名医生的经济收入不如做一个医药代表。所以，现在理科最优秀的学生不考医学，文科最优秀的学生不考人文。医学是保护人的身体健康，人文是维护人的精神健康，这些与人的发展有最直接关联的学科，现在都不能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来投身其中。那么，以后人类的命运是不堪设想的。作为一种社会风气，对于我们民族将来的发展必然有影响，这是我作为一个中文系的教授和系主任感到最忧虑的事情。如何定义人文教育？有的学者把人文教育与社会责任挂起钩来，提出“社会责任是人文教育的核心”的观念。但是我认为，有一种东西可能比社会责任更具有核心价值，它应该成为我们人文教育最重要的部分，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以人为本”。这是一个心灵自由和人格健全的概念。“以人为本”是很难用一个社会责任来解释、来限制的。我们人人都需要有社会责任，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它有不同的含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