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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过1949:20世纪中国整体研究刍议时间：2012-09-1909:02来源：《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跨过1949:20世纪中国整体研究刍议冯筱才20世纪，中国之巨变有目共睹，但是，这场巨变如何发生?在人类历史上有何意义?对于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之思考有何借鉴?这些问题至今仍鲜有答案。因此，将20世纪中国历史，置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之中，通过扎实研究，深入思考其背后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可能是新一代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必须面对的任务。就中国大陆当下研究现状来说，能从某个角度切入对20世纪历史作整体考察的学术成果较为少见。究其原因，个人认为是与研究者难以跨越惯常的时间分期或历史分期有关。例如，1949年，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眼里，便经常是一个难以逾越的边界。从“革命史观”出发，1949年象征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崭新阶段。政权的更替，不仅意味着统治体系的全面革新，也暗示着两段截然不同的新旧历史。在较早时期，一些研究者从“政治正确”的立场出发，认为原来社会体系里种种不适宜的事物与现象，在新的社会中正在被清扫一空。他们在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时，便自然就会将1949年视为一个乾坤大挪移的按钮，不习惯把许多问题置于更长时段的历史中做整体考察。这种历史分期意识，反映在中国史专业分工上，便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多以1949年为研究时段的下限。中共建政后的历史，在一些历史学人的眼里，常常不属于规范学术研究的范围。此前专门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学者，亦主要集中于一些官方研究机构，其工作主要在总结1949年后中共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因此，他们不大会去探究1949年前后历史的异同，更惶论在对20世纪作整体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贯通性理解。历史学以外的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其对当代中国的关注，则主要聚焦于1978年之后的30年，此前的历史人问津，是故，其研究结论多半缺乏确实的历史维度。正因为如此，公众甚至学者相关的历史知识便缺乏整体性，呈现出严重的断裂化与碎片化，人们很难将这些知识与对现实世界的问题思考连接起来。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从20世纪历史出发去进行比较，去了解传统中国的一些本质特征，可能会更能促使有理论深度的学术成果的产生。同时，今日中国的诸多变化，往往也可以从20世纪整体史中找到关键线索。三十余年以来，尽管中国在改革实践上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摆脱了西方学术界熟悉的发展模式，然而，中国的学者，却鲜见有人对此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同时，对这个变迁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许多问题，目前学术界也没有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更没有形成创新性的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获得国际性的尊敬。为何会有此种局面?我认为，除去“套用西方理论”及众所周知的“政治自律”等原因外，也与研究使用的资料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对历史的研究，必须以原始史料为依据，在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重建史实，同时不以某种先验的结论为研究前提。研究者应本着“求真”的态度，对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对背后存在的问题进行合理的解释。但众所周知的是，目前人文社科界对20世纪后半叶历史的研究，其资料主要来源于公开的资讯，以及调查与问卷。但在中国大陆目前不健全的资讯发布体系之下，仅数据本身便存在天然的缺陷。二三十年前，由于中国曾经长期与西方国家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研究者很难获得一手资料，他们能利用的资料主要包括报刊、官方公布资料、统计数据以及田野调查访问所得。这些资料的性质决定了相关研究成果的质量，并影响了西方学者思考问题的路径。实际上，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比其他任何时段给后人留下的资料都要多，尤其中共建政后，对档案的重视前所未有。然而，基于大量资料解读与内部视野观察基础上的研究成果，无论中外学者都不多见。那么，现在的史料开放程度，是否为学者跨过1949年，进行20世纪历史的整体研究打下了必须的基础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1990年代后，中国政府开始逐步按照档案法的规定，要求各地档案馆向公众开放大量原属于保密范围的档案。许多地方档案机构在一定程度上都开始执行档案解密与开放的规定，向利用者提供中共建政后30年间的档案，案卷数量为数甚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