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学理、自我项飚VIP专享VIP免费

项飚:世界、学理与自我：一个中国人类学者的海外探险学术理论、地域政治经济学、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错综复杂。对这些复杂关系的把握，乃是学术发展和突破的前提之一。王铭铭教授(2000)认为中国人类学对海外世界失去兴趣，而越来越注意农村社区，是因为人类学被“国家化”了。因为人类学家希望为自己的独立民族国家建设服务，从而研究的关注点越来越内化。今天我们重新要把自己的思考和视野世界化，则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逆向运动，即“去国家化”。我们的世界已经和过去的世界有本质不同，今天的世界是一个由国家组成的世界。其实20世纪的“国家化”本身，是一个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世界运动”之一，即世界不同地方的人民都以建立、建设独立民族国家为己任，从而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因此，要发展新的人类学，我们必须对影响我们社会进程和日常生活的种种重大历史力量有高度的敏感。而正因为这些历史力量是极其复杂的，学理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不能被抽象地理解，更不可能用普遍的逻辑图示来勾画。它只能通过具体的学术实践来把握。回顾我在2000-2005年对印度计算机工人的国际流动的人类学调查，它不仅是学术上的抗议，也是政治上的抗议，我不仅是在知识生产的世界体系里穿行，更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世界体系上穿行。但这决不是要否认学理的相对独立性和能动性。学术活动受权力关系影响，但是显然不是权力关系的被动反映。我们正是要通过对政治经济关系的反思来发展学理，而新的学理的意义也正在于它能够提供观察、批判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本文将以我个人的研究经历为主线，描述我究竟怎么做了这项研究，同时我个人的经历又如何反映了更大的制度性关系。牛津乌云我受我在牛津的导师彭轲博士的鼓励，到牛津大学学习，而没有到北美，我对此感到幸运。这并不是因为牛津给了我系统的训炼，恰恰相反，幸好牛津几乎不提供任何训炼，博士生不上课也不考试，只要求交最后的论文。如果牛津要象北美大学那样要求，我很可能早就精神崩溃。首先是我的语言问题。因为我成天忙着浙江村的课题，无心镪化英语。去了一次新东方，感觉是进了气功班或者其他神秘活动的讲演会，落荒而逃。(当时大学生里流行一句话？劝不考GRE，你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据称语出新东方校长。我在印度村庄里调查看到村墙上著名的印度全国信息技术培训[NIIT]的广告：“如果你不加入NIIT，你的人生将失去了什么”！)初到牛津，基本的会话都无法维持，不敢去听课和各种讨论会。我最近碰见一个当年同届的英国博士生，她告诉我，那一群学生在背后认为我是他们中间最大的谜。除了语言，同样让我难堪的是我的知识面。很多在其他国家属于中学生水平的常识，比如以色列问题、巴尔干问题、印巴问题等等，我都知之甚少。原来总以为自己缺的是“理论”，而现在意识到，我的基本知识信息的匮乏的问题不比理论薄弱的问题小。这使我深刻体会到专业学术研究和公共信息传播之间的秘不可分的关系。我虽然成长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但是在成长过程中，国内媒体对国际新闻的报导依然极其有限，分析和评论基本不存在。媒体对国内的报导也是日复一日用同样的话语，信息量少，更谈不上分析性或者批判性了。我是到了英国之后，挣扎着看点报纸和电视，才第一次体会到实证信息的力量，体会到，调查、分析、辩论、反思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工具，而是民主社会里大众的自然要求。我反复感慨，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学者们自然要刻苦工作，系统搜集数据，发展严秘的逻辑，以和别人的观点竞争，面对公众的拷问、经受历史的检验。社会科学的学术水平归根到底要靠社会环境来推进。近1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界有重要的发展，选题越来越真实，分析越来越深入，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的整体思想环境的变化而推动的。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所谓“左-右”的争辩，以及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专业性媒体，给社会科学界带来新的生机。我语言不行，知识有限，可又偏偏给自己加压，要掌握人类学的理论“真谛”。这个压力直接来源于当时国内社会科学界的理论焦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