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哈姆雷特被生活的困境逼到了死角，开始了关于生与死的思考。而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生死抉择中已经做出了响亮的回答：“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不仅如此，他也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下面，我们就通过《报任安书》来走近司马迁，走入司马迁的内心世界。司马迁此书是《史记》之外，史公遗存下来的唯一完整书信，它和《太史公自序》都是后人研究司马迁人格、思想与感情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报任少卿书》千古第一书信解题体裁解说：“书”是古代的一种文体，就是“书信”的意思。古人写信，多有题目，说明是写给谁的信，信题多为“报……书”“答……书”“与……书”“上……书”“寄……书”等，例如《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与朱元思书》（吴均）、《上枢密韩太尉书》（苏辙）等等。任安•任安，字少卿，是司马迁的朋友，曾经写信给司马迁，叫他利用中书令的地位“推贤进士”。过了很久，司马迁给他回了这封信。此信写于武帝太始四年十一月（公元前93年，这年司马迁53岁）。当时任安因事下狱，状况危险，所以书信中虑及任安的死。但任安被汉武帝赦免了。又过了几年，在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的时候，因他对立太子的态度不明朗，终于被武帝杀死。写作背景写作背景本篇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本篇是司马迁写给其友人任安的一封回信。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一封回信。司马迁因李陵之祸处以宫刑，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出狱后任中书令，表面上是皇帝近臣，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安实则近于宦官，为士大夫所轻贱。任安此时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此时曾写信给他，希望他能“推贤进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士”。司马迁由于自己的遭遇和处境，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任感到很为难，所以一直未能复信。后任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安因罪下狱，被判死刑，司马迁才给他写了这封回信。写了这封回信。李陵之祸的故事•天汉三年（前98），司马迁四十八岁。这是《太初历》颁布后的第七年，他埋头撰述《史记》的工作，正当"草创未就"之时，突然飞来了横祸，受李陵案的株连被下狱受腐刑。这场灾祸使司马迁蒙受人间的奇耻大辱而导致了重大的思想转变，直接影响到《史记》的写作。司马迁抒愤寄托，强烈地表达他的是非观点和爱恨感情，从而升华了《史记》的主题。因此，对李陵之祸的前因后果，以及司马迁受祸后的心态，都需要作全面深入的探讨，才能说明司马迁立场、思想的转变，以及怎样发愤著书。李陵之祸的故事•李陵是名将李广的孙子，骑射技术有乃祖李广之风，谦虚下士。公元前99年五月汉武帝下达了出击匈奴的动员令。秋九月，李陵率五千骑兵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于天山。汉武帝派老将路博德率领骑兵一万为他的后援。李陵终因寡不敌众，粮尽矢绝，在离边塞仅有一百多里的地方，李陵全军覆没，投降了匈奴。老将路博德为李陵后援，汉武帝让他别出西河，使得李陵孤军奋战而无救，这是汉武帝调度失计演出的悲剧。•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李陵之祸的故事•司马迁断言，尽管人情都有“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的习性，但“激于义理者不然”，即便是“臧获婢妾犹能引决”，何况立言著述的堂堂太史令呢！司马迁陷入了极度艰难的生与死，荣与辱的抉择之中，所受痛苦的熬煎，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