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阐释视野中的阮籍五言《咏怀诗》VIP免费

古代阐释视野中的阮籍五言《咏怀诗》林海摘要：在阮籍五言《咏怀诗》的古代阐释史上，以史证诗是主流，阮籍被解读成曹魏的忠臣，并以此为出发点，牵合当时的时事来解读阮诗，大部分阮诗被阐释成政治讽喻诗。本文尝试借助解释美学理论来梳理此现象，认为是阮籍的家世和生平的召唤结构、阮诗的召唤结构及阐释者的定向期待三者合力的结果。关键词：阮籍五言诗；阐释史；召唤结构；定向期待引言研究阮籍诗歌，因史料的缺乏，从其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角度进行研究，势必会有附会穿凿的尴尬，本文不打算趟此浑水，而欲另辟蹊径，借助西方接受美学理论来梳理古代阮籍诗歌的阐释史，从作家及作品的召唤结构、阐释者定向期待三个方面，对阮籍诗歌研究史上以史证诗，甚至以政事来附会的现象作一解释。阮籍诗歌的阐释史现象作为典型的个案，对于解释我国古代与其相类的诗人（如温庭筠）的阐释现象也不乏借鉴意义。一、绪论阮嗣宗的诗歌自颜延年、沈约以来，为其五言诗作注的代不乏人，在阮嗣宗诗歌的接受史及传播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这些注释参与建构了在阅读视野中阮诗的艺术特色。阮籍诗歌的阐释史，大致可按研究方法及理论视野的不同，分为古代与现代两段，本文只探讨古代部分。历代阐释阮籍五言《咏怀诗》的方法，张建伟认为可分以史证诗和以玄理解诗两种：“第一，以史证诗。五臣《文选注》、刘履《选诗补注》、何焯《义门读书记》、陈沆《诗比兴笺》、蒋师爚《咏怀诗注》、黄节《阮步兵咏怀诗注》、古直《阮嗣宗诗笺定本》、陈伯君《阮籍集校注》等多用以史证诗的方法。……第二，以玄理、生命意识的角度解释《咏怀诗》。从玄理的角度研究《咏怀》诗始于黄侃先生。”[1]笔者同意此观点。在阮籍诗歌阐释史上以史证诗乃主流，以玄理解诗的方法要到民初才有黄侃先生大量运用，因此在阮籍诗歌接受史上，以史证诗派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也即意味着阮诗在古代阐释史中形成的艺术特色主要由以史证诗派建构，本文讨论的重点也就放在以史证诗派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德国兴起的接受美学，将读者之维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主要代表姚斯认为：“一部作品被读者首次接受，包括同已经阅读过的作品进行比较，比较中就包含着对作品审美价值的一种检验。其中明显的历史蕴涵是：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2]也就是说读者（主要是阐释者，特别是在传播意义上）参与了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的建构。在接受美学意义上来看，研究阮籍诗歌的审美特色，就势必要将历代阐释者的解读考虑在内。阮籍诗歌总名为《咏怀诗》，而据李善注引臧荣绪《晋书》记载阮籍“成陈留八十余篇”[3](第419页)，可能阮籍并没有将其诗命名为《咏怀》，陈伯君就认为“《咏怀》之名，疑为梁昭明太子萧统选录十七首时所加。”[4](第209页)后世一直以《咏怀》命名阮诗，就有了特别的意义：《咏怀》这个题目限定了后世阐释者的解读视野，预先给定了阮诗内容的大致范围，后世注者多是从此出发去理解及阐述阮诗的。题目影响了阮诗的阐释，其实也可说是拟定《咏怀》为总题的阐释者影响了后辈。据现有资料记载，阮籍诗歌的第一位阐释者是南朝宋的颜延年，“说者，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3](第419页)他结合当时易代的政治背景，认为阮嗣宗写诗的原因是担忧祸患，为整个阮诗阐释定下了基调，纵观古代阮籍诗歌的阐释史，颜延年的影响可谓深远，后世很多注者都是从颜延年的论述出发的。梁钟嵘认为阮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年注，怯言其志。”[5]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认为“阮旨遥深”[6]，李善认为“咏怀者，谓人情怀。籍于魏末晋文之代，常虑祸患及己，故有此诗。多刺时人无故旧之情，逐势利而已。观其体趣，实为幽深，非夫作者，不能探测之。”[3](第419页)此四人均认为阮籍诗歌的总体特点是幽深难测，很难探求诗歌的明确主旨。这种看法对后世阐释者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因为阮诗这种无法明确主旨的特色，后世的阐释者就有了极大的阐释空间与自由，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