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的爱情钱锺书痴心于学术，这一生的爱情史非常简单。概括起来，应只有两个字——杨绛。杨绛，原名杨季康。父亲杨荫航是上海一名著名律师。杨绛天资聪颖，小小年纪便才华显露。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她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1932年初，杨绛大学毕业，她放弃出国留学机会，考入清华研究院做外国语研究生。据称：“杨绛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求为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杨为七十二煞。”杨绛之所以宁愿不出国而来清华，用她母亲的话说，就是“阿季脚上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初次见面，杨绛眼中的钱锺书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眉宇间“蔚然而深秀”。当时两人只是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但当下都彼此难忘。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两人便开始鸿雁往来，“越写越勤，一天一封”，直至杨绛觉出：“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inlove（坠入爱河）了。”“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1935年，钱锺书与杨绛在无锡七尺场钱府举行正式婚礼。结婚不久，他们便结伴到英国牛津大学去了。由于杨绛不愿意增加老父亲的经济负担，也不愿意和丈夫分开来求学，所以她在牛津只是一个旁听生，1937年女儿出世，杨绛的主要任务是带孩子、照顾钱锺书的饮食起居和学习。每当钱锺书被灯泡坏了等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总是说“不要紧，有我呢”。就连钱锺书因为枯燥不喜欢而考不及格时，也是杨绛帮助他复习过关。杨绛产后虚弱，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钱锺书常在家闯些小祸，不时愁兮兮地告诉杨绛: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的桌布弄脏了；他把台灯弄坏了；门轴两头的球掉了一个，门关不上了……杨绛总是回答:“不要紧。”钱锺书一听就放心了。果然，杨绛回到家，把桌布洗得干干净净，台灯、门轴也一一修好。家在杨绛心中是人生的核心。自从嫁给钱锺书后，杨绛一直甘愿做“灶下婢”，不辞辛劳地操持家务。以至于心疼女儿的父亲不免有不平地说：“钱家倒很奢侈，我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女儿就给你们钱家当不要工钱的老妈子！”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抗战后期，物资更为匮乏。杨绛不得不精打细算。比如烧煤，煤球里泥掺多了，烧不着；掺少了，又不禁烧。为了省煤，杨绛自己和泥，把炉膛搪得细细的。有一次煤厂送来300斤煤末子，杨绛如获至宝，掺上煤灰自制煤饼，能抵四五百斤煤球。她还负责买菜、洗全家人的衣服。后来，公公病重，问婆婆：“我死后，你跟谁过？”婆婆说：“跟季康过。”杨绛之贤，由此可见一斑。“见她之前，从未想结婚；娶她之后，从未后悔”“最贤的妻，最才的女”钱锺书进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读文学。杨绛本打算进女子学院研修文学，但名额已满，于是她自修西方文学，有时间就钻进图书馆，按照文学史的顺序，一个个经典作家的作品往下读。“作为锺书的妻子，他看的书我都沾染些，因为两人免不了要交流思想的。”“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友谊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1941年，钱锺书回到上海。一天，他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支持吗？”杨绛大为高兴，催他赶紧写，这便是《围城》。为支持钱锺书的写作，杨绛让他减少授课时间，又辞掉女佣节省开支，自己包揽所有家务，劈柴生火做饭。杨绛不抱怨，心甘情愿做“灶下婢”。钱锺书每写完一章，她都先读为快，读完又急切地等待下一章。杨绛这个“灶下婢”不光要对付一切家庭琐事，还要有惊人的胆识保护丈夫的手稿。1945年在上海，杨绛在日军传唤她时，拼命地把钱锺书《谈艺录》手稿藏好。钱锺书的短篇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