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村民集体“私刑”现象及治理的思考.docVIP专享VIP免费

乡村社会村民集体“私刑”现象及治理的思考一、当前中国乡村社会村民集体“私刑”现象的普遍性中国乡村社会村民对小偷等违法者进行集体“私刑”现象并非罕见之事，近年来，常见诸各类报端。在互联网中文百度搜索上输入“村民”、“殴打小偷”主题词，可见相关网页约30500篇。以厦门翔安农村为例，2005年上半年检察机关就受理了3起该类案件，涉案犯罪嫌疑人9名。如：2002年一小偷到某村盗窃，村民将其抓获后拳打脚踢，并用棍棒击打，致伤后报警，后该小偷不治身亡;2003年一伙农村无业青少年因在周边村庄惹事生非、寻衅滋事，引起当地村民愤怒，联合起来将该团伙主要成员抓获，并施以私刑，打死一人、打伤一人;2005年某村村民抓获一正在偷鸡鸭的小偷，报警后对之殴打，致其腿骨骨折，后引起并发症死亡;同年，某镇变电站值班人员组织村民围捕小偷，抓住一名后对之殴打，行刑近一个小时后报警，致该小偷皮下大出血休克死亡。此类案件，从单个案来看具有偶发性，但放之于中国乡村社会独特的文化、地域和历史空间，则带有某些普遍性。本文标题用“乡村社会”而不用“农村社会”，其中的意指是乡村体现的是一种历史时空的文化延续和汇集，而农村则仅指和城市相区别的地域空间，因此，以“乡村社会”的视野和背景来探讨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农民集体“私刑”现象，有助于更深刻地剖析问题。二、探讨乡村社会村民集体“私刑”现象的现实意义村民集体“私刑”打死小偷直接导致的后果和所牵涉的社会问题主要有：一是罪不当死的小偷的生命权利被非法行为剥夺;二是参与施暴的村民往往是家庭主要劳动力，涉案被抓后使该家庭陷入困境;三是村民普遍认为打死小偷无罪，对司法机关的抓捕行为持反对或对立情绪，引发群体性上访、控告;四是一些犯罪嫌疑人多是同村、同宗族或同单位的人，案发后相关基层组织的干部基于宗亲关系，到办案部门说情，甚至出面保护肇事者，使办案部门在平衡主持道义、维护稳定和依法办案三者关系上面临着非常大的困境和压力。这些个方面都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安定有序。当前中国正在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安定有序，而农村社会的安定有序则是整个国家安定有序的基础。因此，从中国乡村社会村民集体“私刑”现象作为一个切入点，多视野、多层次剖析、探讨影响中国乡村社会安定有序的某些不稳定因素，以此探寻具有可行价值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促进中国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三、导致乡村社会村民集体“私刑”现象的多层次原因导致乡村社会村民集体“私刑”的原因是多层次的，不只如一些报纸评说的是中国农民法治、人权观念淡薄等意识问题，还反映了当前农村基层组织管理弱化、司法解决机制的局限性等社会和法律问题，还反映了人性和心理等深层次问题，笔者试从传统文化、社会法律、人性心理三个层面分析之。(一)传统文化因素1、宗族势力的介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的经济改革，使农民从原有的种种束缚中解放出来，农民重新获得了经营自主权和一定程度的择业自由，相反，公权力的行使特别是农村地方政府的权力不断收缩、退化，一些地方的自治组织如村委会也跟之瘫痪、软弱，难以有效地组织农民间的联合和管理，使宗族势力在一些地区戏剧性地复苏。对保护农民而言，宗族势力具有单个农民无法具有的功能，由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不公平的事急剧增多，农民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及时解决，农民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按照血缘关系联合起来，在遇到困难和突变时，通过宗族势力来保护自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许多村民集体“私刑”案例中，参与殴打的成员多为同族亲属。他们认为，亲属被偷，等于自家被偷，参与殴打是为族人撑腰、为族人报复，有一天他们被欺负了，同族人也会为他们站出来。宗族势力的介入，阻碍了国家法在民间的作用和推行，为农民规避法律提供了场所。在上述一些村民集体“私刑”案例中，公安机关介入案件后，全村的宗族成员联合起来，共同阻挠公安机关缉拿凶手，甚至一些有血缘关系的村委会成员也暗中放任或支持。宗族势力的介入，一定程度消解或消弱了基层政权和国家法律在基层的控制功能，对现代法律构成某种伤害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