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语文教材文体划分我国语文教材目前采用的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应用文这样的文体划分方法，从现有的材料看，当始于上个世纪初，当时龙伯纯在《文字发凡》（1905）中引进日本武岛又次郎《修辞学》中论文体内容，将文章分为记事文、叙事文、解释文、议论文四类。其后，陈望道、黎锦熙、叶圣陶、夏丏尊等语文学家在各自的著作中都采纳了这种划分。1922 年“壬戌新学制”颁布后，这一划分开始进入中小学教材，并一直沿用至今。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实践，人们开始意识到这样的划分存在较大的问题。首先，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划分和文学划分的关系不清楚，比如在语文教材的单元编排中，文学类的小说有时直接划入了记叙文，文学类的杂文更是一直来就作为议论文。其次，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和应用文的关系也不清楚，常常是四者并列，出现逻辑划分的错误。因此在放开教材编写权限的今天，出现了淡化、甚至取消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划分的意见，有些教材（比如上海 H 版语文教材）已经不再以此编排单元。但是，我认为这只是一种消极的态度，从积极的态度看，我们应该首先搞清这样划分的理由。只要稍加研究，我们就能发现，现在这样的文体划分，并非五四前贤的本意。 事实是，本世纪初，中国的写作理论开始广泛借鉴西方的文体分类法，即先把所有的文章分为美术文与实用文两类。美术文简称“美文”，相当于文学，又分为诗歌、小说、戏剧、散文等；实用文又称应用文，又分为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等。对此，当时的语文前辈们都表述得很清楚。比如：陈独秀早在“五四”时期为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作后记中就提出：“文之大别有二，一曰应用之文，一曰文学之文。”蔡元培在《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的关系》中也说：“国文分两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上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而叶圣陶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中则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当时的教材也采纳了这种意见，比如 1923 年至 1928 年间的中学语文课程，初中有“应用文”“文艺文”“钟文尺牍”的对举；高中有“应用文”“美文”的对举。 这样的划分，在逻辑上应该说是非常清楚严谨的，属概念、种概念，上下位系统，都交代得很明白： 这样的划分，是和当时一个重要的教育思想相关的，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