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后可任意编辑农民合作社与农村制度变迁 60 年 当小岗村还在陷于“分”与“合”的争论中不能自拔的时候，凤阳县赵庄却实行了一种全方位的合作模式，也是一种全新的合作模式。赵庄对传统体制的“反叛”，也许代表着一个新的农村进展方向。 ——新中国农民合作社 60 年进展之回顾 现在，全国都在“新农村建设”的口号下积极解决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确实是一个好口号。类似的口号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提出过，然而占据乡村权威治理空间的乡村士绅体系、占据乡村行政管理空间的保甲制度、传统的宗族力量和残缺的农民土地所有权制度、政府包办式农民合作运动等，都不足以支撑国民政府实现新农村建设的看似宏大的构想。 这个口号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也被雄心勃勃的新政权提出来。土地制度彻底改变，农民获得土地的所有权;乡村治理空间发生彻底变化，新的政治代表人充当村庄的权威，原有的士绅体系和宗族力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乡村行政管理制度逐步转变为以政治控制为核心的体系，这种政治控制使原有的松散式的农村行政管理逐渐转变为集中式的农村行政管理;与此相适应的，是政府对农村合作制度的充满理想的大力推动与基本务实的工作理念。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段时间，新农村建设取得若干奇迹般的成果，农业生产的秩序和效率都提升了，农业要素的整合(包括劳动力、土地、生产工具以及信贷资金等)大大提高农业劳动生产力，使粮食产量得以维持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工业建设高潮逐步到来、新政权行政体系不断膨胀的局面。 但是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到 70 年代末期，新政权所实施的农村政策由于深受当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逐步变得僵硬和单一化。在这种僵硬单一的农村政策体系下，产生了对农民所有生产要素自由支配权的全面干预与控制，而合作化在极短时间之内的迅速升级，剥夺了农民自由选择生产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权利。对农业剩余的大规模强制性剥夺以及农民在人民公社中退出权的缺失使农民对合作社制度和农村权威体系失去信任，从而孕育着内部变革的可能性。 以安徽凤阳小岗村为代表的草根力量，终于在一瞬间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颠覆和否定原有的大一统的土地制度、乡村行政管理制度和治理体系，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揭开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这一次对传统农村土地制度和管理制度的否定，获得务实的中央决策者的默许式激励，在一定程度上使各类农业生产要素的支配权重新回归到农民手中。农民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