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后可任意编辑文学史的语言学模式与“话语”的文学史文学史的语言学模式与“话语”的文学史 有没有“正确的、恰当的文学史观”
假如有，它又来自于何处
这是乔国强在《叙说的文学史》中，一开始就提出的一个巨大的“文学史之问”
这恐怕也是所有文学史写作和讨论都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某种意义上，《叙说的文学史》一书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一、文学史学的语言学模式 海登·怀特曾说过：“《元史学》是西方人文科学中那个‘结构主义’时代的著作，要是在今日，我就不会这么写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本书对于更具综合性的历史著述理论有所贡献，因为它认仔细真地考虑了历史编纂作为一种书面话语的地位，以及作为一门学科的状况
”[1]这段话基本上也可视为是对乔国强《叙说的文学史》的描述
毕竟，《叙说的文学史》明显受到了《元史学》的影响，它可以说是“元史学”在文学史学领域的投影，尽管这道“投影”与其说是“结构”的，不如说是“形式”的[2]
不过，不像怀特认为的结构主义史学已经是过去时，在中国，文学史的形式讨论还远远不够
在中国流行的三大文学史讨论模式———哲学模式（陶东风《文学史哲学》）、政治学模式（戴燕《文学史的权力》）、教育学模式（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之外，《叙说的文学史》开辟了文学史讨论的第四种模式，即语言学模式
诚如著者所言，《叙说的文学史》“与其他那些探讨文学史写作的专著不同，它关注的焦点不是该如何评价具体的文学事件、作家、作品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是通过对文学史叙事的讨论，来看清文学史叙事的一些带有本质性的问题及其属性的特点”，“这是一本从叙事的角度对文学史叙事原理进行讨论的书”[3]
简单说，《叙说的文学史》通过叙事学理论来讨论文学史文本及文学史写作
这种以“文学史叙事”为对象、从形式分析角度切入文学史的讨论路径，在国内文学史学界显然并不常见
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国内文学史讨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