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属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由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在《记忆的社会结构》中首次提出的，之后他又在《论集体记忆》中系统地阐述了社会群体（家庭、宗教、社会阶级）和集体记忆之间的关联，将“记忆”置于社会框架的分析中，赋予其以社会学的意义。因此，哈氏被视为集体记忆研究领域的先驱。由于师承涂尔干，哈氏关于集体记忆的观点更多地受到涂尔干“集体意识”的影响，将其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换言之，在哈氏看来，集体记忆的“集体性”最终落脚在“群体活动”上，即只有参与到集体的社会互动与交往中，人们才有可能产生回忆，进而将这些对过去的重现渗透入各种公共表达之中。这既是集体记忆形成的社会过程与机制，也是其最终的结果，因为“要到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当中去体会各种事实的特殊涵义，社会思想无时无刻不在向我们提示着这些事实对之具有的意义和产生的影响。”可以说，哈氏对于集体记忆“在仪式活动中所激发的精神价值何以在日常生活中加以贯彻和延续”的解答，填补了涂尔干有关集体意识理论中的一个空缺，这也是理解集体记忆何以借助于仪式活动而被强化的经验凭据。保罗•康纳顿是继哈哈布瓦赫之后对集体记忆研究有进一步发展贡献的学者。他将“集体”的概念从个人记忆的层面中剥离得更加彻底，即集体记忆并非“集合起来的个人记忆”，而是“真正社会群体的记忆”。在其著作《社会如何记忆》中，康纳顿明确指出：一个群体通过各种仪式塑造的共同记忆，并不仅是每一个群体成员的私人记忆相加的产物，而是属于这个群体本身的。③这就将“集体”变为一个抽象概念，真正成为了记忆的主体。同时，康纳顿还强调了集体记忆的保存和传播对社会产生的重要作用，指岀无论是借助于“重演性仪式语言”的纪念仪式，还是沉淀于“个体化实践”的身体习惯，两者都折射岀记忆社群的共同过去，都对社会文明的传承起着“无意识展演”的作用。哈布瓦赫和康纳顿对集体记忆的研究，在德国学者阿斯曼那里得到了重新梳理。阿斯曼将哈氏理论中的集体记忆定义为一种“沟通记忆”，即人的个人记忆如何在集体沟通中获得实现；而康纳顿的“社会记忆”则被阿斯曼用“文化记忆”的概念进行了延展。文化记忆是超越个人的、以文化体系为主体的记忆范畴，这一体系不只停留在语言与文本中还存在于各种文化载体当中，比如博物馆、纪念碑、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