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讲“三国”的易中天先生，在他的学术专著 《帝国的惆怅》中，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下了一个很潇洒的判断：“变法帮了腐败的忙”。这个判断遭到“百家讲坛吧”网友的坚决反对；网友用了这样一个反问：毛泽东时代的腐败很少，我们能否说现在的改革也是帮了腐败的忙？——当然，如果说腐败是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之一， 那没问题； 今天有识之士也在忧虑：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越来越疯狂的腐败，会不会最终导致我们民族有史以来这场最伟大的改革失败？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中国大历史》中，对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这样说的：“当时社会发展尚未达到足以支持这项改革试验成功的程度”。这个看法从认识到逻辑都没有问题，表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宽容与明智，问题在于这只是一个大而无当的评判角度，把当时那些鲜活的历史事实给屏蔽了。我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最重要的是“组织”原因。中国是人治社会，人治社会组织结构金字塔顶端的统治者最有话语权，因此，宋神宗是王安石变法最重要的组织因素。宋神宗在颖邸就是王安石改革思想的粉丝，神宗委托王安石进行改革时，也曾自称过“朕与安石如一人”。王安石也多次向神宗表达：“执狐疑之心者，来谗贼之口；持不断之虑者，开群枉之门。”“陛下方以道胜流俗，与战无异。今稍自却，即坐为流俗所胜矣。”但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宋神宗在支持王安石变法过程中的摇摆性；宋神宗的这种摇摆性，正是导致王安石变法失败的最大组织原因。宋神宗在启用王安石为相前，曾多次征求别人意见。征求过富弼、韩琦、吴奎和曾公亮的意见，这些人中，除曾公亮是因反感韩琦跋扈，想引入王安石以制衡而“力荐”之外，其余都态度鲜明地反对王安石入相：韩琦认为“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吴奎则告诉神宗， “臣尝与安石同领群牧，见其护前自用， 所为迂阔， 万一用之， 必乱纲纪。 ”——宋神宗如此反复询问，能够见出他心底的主见并不果决。在对待王安石最大的反对者、被视为反对派“精神领袖”司马光的问题上，神宗心底那种不果决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也许，其中有“异论相搅”的祖宗权术，但还是说明他对王安石内心深处留有余地。宋神宗重用王安石为宰相之后，也想重用司马光为枢密副使，相当于军委副主席。神宗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明确表示：如果使司马光身居高位，反对变法的人就会倚之为重，就像当年韩信在赵地立汉王旗帜“赵卒气夺”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