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商頌》論《詩經》的史詩性 將「史詩」引入詩經學研究是「五四」後才出現的現象，主要源於西方詩歌理論的影響。亞裏士多德在《詩學》中首先提出「史詩」的概念，他將當時古希臘文學作品分為史詩、抒情詩和戲劇。黑格爾的《美學》在其基礎上對此進行了更詳細的論述，并認為「中國人卻沒有民族史詩」1。當然，那時尚未有《詩經》的德文譯本，故許多學者認為黑格爾對此的論斷不足為訓。近代學者對於《詩經》中史詩的討論，多集中在《大雅》中《生民》、《公劉》、《綿》、《皇矣》及《大明》五篇，各人眾說紛紜，學識並不統一。但近代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詩經》中有史詩，至少存在上述的五大史詩。2除此之外，《大雅》中的《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和《常武》，以及《商頌》五篇均被部份學者列入史詩範圍。3王先霈先生認為史詩是一個多義名詞：作為一種文體，史詩指的是詩歌中的一種特殊的形式。4既然是從文體、形式的角度看，限制自然比較多而且是硬性的。「史詩」畢竟是西方的詩歌概念，是一個「舶來品」5，拿中國早期文學作品《詩經》來進行比附實在難以完全扣合，是故讓各學者各執己見爭議不斷。但如果從美學的觀念來看，史詩所指的對象要廣泛得多，同時又有更加確定的內涵6。王先霈先生把帶有史詩美學的因素稱為「史詩性」，主要體現在主題的民族性、1 黑格爾：《美學》第三卷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年），頁 170。2 于新：《「詩經」研究概論》（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8 年），頁 133。3 趙沛霖：《詩經研究反思》（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 年），頁 74。4 王先霈：<論史詩性>，《甘肅社會科學》，1984 年 06 期，頁 110。5 張建軍：《詩經與周文化考論》（濟南：齊魯書社，2004 年），頁 128。6 王先霈：<論史詩性>，《甘肅社會科學》，1984 年 06 期，頁 110。1題材的宏偉性及畫面的全景性。7筆者頗認同這種從文學內容和藝術角度著手的詮釋方法，可以將格式、體裁過於硬性的規限暫時擱置，以下試以此為標準探討《詩經》中《商頌》五篇的史詩性。 頌是宗廟祭祀的樂歌，《商頌》現存五篇：《那》、《烈祖》、《玄鳥》、《長發》及《殷武》。這是宋國頌揚祖先商族的祭祀歌辭，涉及的內容包括商族的來源、商族的祖先、伊尹與商湯併祭制度以及商族夏族、商族與其他部落的關係等8。可見《商頌》符合了主題的民族性與題材的宏偉性這兩個條件。五篇詩歌讚頌、描寫的對象均是商族，<那>及<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