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中的爱情“伤痕文学”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曾一举轰动全国，创造了亿万各阶层读者竞相阅读和争论“文革伤痕”的盛大奇观，也把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演绎到一个后来难以超越的辉煌顶点（文学从那以后就在与影视等新锐媒体的交战中逐渐退居艺术家族的边缘了）。在事过境迁的今天回望，“伤痕文学”之所以产生强大的社会修辞效果，靠的是什么？其中牵扯出什么样的社会修辞与美学问题？答案当然不是惟一的，我这里仅仅从文本的体验类型划分入手去谈。“伤痕文学”的社会效果的产生，与其中表现的特定个人体验契合了特定社会需要密切相关。人的生存体验往往与生存的时间维度相关：过去、现在与未来三重维度交织、渗透在体验结构中，形成复杂多样的体验景观。相比而言，具体的“伤痕文学”文本对过去、现在或未来各有偏重，从而呈现出三种不同的体验类型：第一，指向未来维度的文本，常常在“伤痕”袒露中敢于想象令人乐观的生活图景或远景，或多或少地流露出一种乐观主义或浪漫主义情怀，不妨称作惊羡体验型文本，简称惊羡型文本；第二，指向现在维度的文本，更多地注意强化“伤痕”的现在持续绵延景观及其难解症结，并灌注进个人的感愤或感伤，可称作感愤体验型文本，简称感愤型文本；第三，指向过去维度的文本，总是在掀开旧伤记忆的同时不忘缅怀那时曾有过的温馨一角，准确点儿说是冷漠中的温馨或创痛中的抚慰，令人无法不肃然回瞥和动情，这可以称作回瞥体验型文本，简称回瞥型文本。下面不妨结合具体文本，就“伤痕文学”的体验类型特点做出初步描述。 “伤痕文学”中的惊羡型文本，往往突出地刻画主人公和帮手的主导作用以及正义群体在危机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富于乐观主义地想象出成功医治“伤痕”的瑰丽前景。在一向被人提及的刘心武的《班主任》（载《人民文学》1977 年第 11 期）里，可以看到四种人物类型：第一种是代表追求知识、正义力量的女学生石红，第二种是处在其对立面的代表反知识、反正义力量的团支部书记谢惠敏，第三种则是代表非知识.非正义力量的害群之马宋宝琦，第四种是代表非反知识、非反正义力量的“帮手”张俊石老师。小说写的是帮手张俊石老师如何设法启发以石红为代表的知识力量，医治代表反知识力量的谢惠敏的内伤和代表非知识力量的宋宝琦的外伤。这种设置本身就显示了一种对于治愈“文革”创伤的乐观主义信念。其实，早几个月出现的萧育轩的《心声》（载《人民文学》1977 年第 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