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之诚及其清史讨论二十世纪上半叶是清史讨论初创与起步的阶段，孟森、郑天挺、萧一山为“列清史于学科”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清亡未远，耆老俱在、故实易知，不专治清史的史家对清代史事亦多有撰作，遗憾的是，这些隐没于主流之下的潜层论述长期以来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邓之诚先生对于晚明清初历史的讨论，便是一个显例。一邓之诚（一八八七至一九六○）兼有新旧两方面的背景，虽出身于新式学堂，但其治史的理路，大抵仍侧重于传统学术。其治史并不专限于某一断代，先后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讲授中国通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明清史等课程，对宋史也多有心得。不过明清史，特别是明中后期至清前期的历史，则始终是其用力最多且成绩最为卓著的领域。《骨董琐记》内多记明清掌故，《中华二千年史》明清部分占据全书半数篇幅，存世日记与读书笔记中，也有大量对明清史事与典籍的考订。本文要谈的是以《清诗纪事初编》为代表的晚明清初史讨论，此书最值得重视的是小传部分，邓氏的考证、评论以及对重要史料的提示皆在其中，胜义迭出，这是邓氏治清史最为夺目的部分。等人，并注意到方以智、方文、钱澄之等人的相关动向，东南抗清史的疑案方在数十年的学术接力中逐渐廓清。士品与节义是明末清初士人所无法回避的话题。节义固有待于易代之际的生死与出处而后定，士品的评判则在乎晚明的党议。启、祯两朝政治史始终受到“君子—小人”之争模式的支配。其实明人便已指出，与东林对立的未必即是逆党，“有攻东林之人，为崔、魏所惜，而劲节不阿、或远或逐者，亦正人也”（《烈皇小识》卷一）。然而由于主流史料大体出自东林或亲东林学者之手，门户之见难以破除，导致了这一模式的长期存在。邓之诚对此颇不谓然：“宗羲党见太深，恶夏允彝《幸存录》持平之论，谓为不幸而存，作《汰存录》以矫之，斯同奉其师说，诋诃杨嗣昌过甚，顾炎武、潘耒皆不谓然，然莫能夺也。”（225 页）不仅对于梨洲，邓氏对“党见”甚深的钱澄之、全祖望也有责难，并批判钱氏《所知录》“多传闻未审之言”（123、219 页）。朱彝尊在明史馆力主“东林不尽君子，非东林者不尽小人，当除门户之见”，邓之诚称其“尤为有识”（749 页）。晚明政治的另一特点是议论充塞、众声喧哗，前代史家多持道德论态度，首重“正人”之言，而不察其可行与否，邓之诚的观察则相当冷静：“东林之计，未必决于书生，而书生涉世太浅，出言太易，好为奇计，人人自命陈同甫，使其有议固不可，无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