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的两个悖论俗话说，少不读水浒，老不看三国。但在中国的四大古典名著当中，大部分人都爱看的还是《水浒传》。要说通贯《水浒传》全书的中心思想，那就是“逼上梁山”，所谓奸臣当道，官逼民反，梁山好汉个个都是忠义之士，抛家舍业参加黑社会组织，完全是被逼无奈之举。总之，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但是深入阅读之后，笔者发现，施耐庵的这个说法，其实是个明显的悖论，根本站不住脚。首先，水浒故事发生的大致时代背景，是在宋徽宗政和年间到宣和二年至四年。跟那些多如牛毛的真正的黑暗岁月相比，这段时期并没有暗无天日，烽烟四起的惨象，反倒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太平盛世。从国际形势来看，北宋跟辽国已经和平共处多年，稳定与发展是主旋律。从国内形势来看，政治局势稳定，国力比较强大，经济和文化事业高度发达，老百姓安居乐业，并没有出现那种广大人民群众水深火热，一定要造反才能有口饭吃的极端情况。其次，从水浒这本书中的具体描述来看，虽然各级政府官员贪渎枉法是比较普遍的情形，比如国防部长高俅的养子高衙内大白天调戏国防部中校教官林冲的妻子，郓城县政府正科级秘书宋江私下里给犯罪嫌疑人晁盖通风报信，江州市公安局刑侦科长戴宗等公检法工作人员公开向犯人勒索钱财等。但是这些毕竟都是个案，全书根本找不到任何民不聊生的描写，相反倒是可以找到很多市井繁华，节日张灯结彩，普天同庆，安定祥和，老百姓日子非常殷实甚至奢侈的事例。另外，就梁山的诸多好汉自身而言，要想在政府部门找份工作干干，或者做点小生意，绝不是什么难事。实际上，梁山好汉没有一个是苦大仇深的贫农，除了鼓上蚤石迁是个职业小偷，有时还干点盗墓的勾当，身份比较卑微之外，其他梁山好汉不是中下级政府公务员，就是公检法系统和军队里的干部，要不就是房地产主，以及开肉铺的、开饭馆的等等，搁现在来说应该都属于中产阶级，从事正当职业解决自己和一家老小的温饱绝对不成问题。问题是，很好梁山好汉想过的根本不是这种平庸乏味的生活，而是那种不劳而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的生活方式。而在任何一个时代，要想过上这样的日子，如果你没有一个当高级领导干部或者垄断行业公司董事长的爸爸，那么除了参加黑社会犯罪活动，基本上没有其他实现的可能性了。事实上，上梁山的各位好汉大都是因为自己触犯了国家法律，为正常的社会体制所不容，才投靠梁山的，能够真正称得上身家清白又官逼民反的，只有绝无仅有的一位豹子头林冲，他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