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观司马迁与班固同为我国史学领域上的泰山北斗，他们的史学成就光辉万丈，然而二者史学思想上却存在着不少的差异，可以说是大相径庭。本文旨在讨论二人史学观上的不同及其原因所在。要研究中国史学史则不得不论及大汉皇朝的两大史家——司马迁和班固。司马迁著《史记》，开通史之先河；班固著《汉书》，成断代之通例。近 2000 年来，学术界一直是马、班齐名，《史》、《汉》并称，成为文史哲研究的热门话题。从古至今 ,对马、班及《史》、《汉》的评价纷纭，这显示了他们及其著作影响之深广，也显示了马班比较研究历史之悠久。不才也在这里略说一二浅陋之见解，以逐大江之流。经过研读《史记》和《汉书》不难发现司马迁与班固的史学观有着本质的不同。司马迁和班固同为汉朝史官，《史记》、《汉书》都以尊汉为主旨，宣扬汉家一统的威德，他们都是封建历史家，这是他们毋容置疑的相同点。但是面对相同的历史事实时，他们不同的价值观却使他们有了不同的理解。《史记》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汉书》者则“主天人感应，调上下洽通，尽圣人之道”。一、“天人关系”是西汉初年思想界最根本的哲学问题。司马迁也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点的影响，如《史记?天官书》记“汉之兴，五星聚于东井。”“诸吕作乱，日蚀、昼晦。”同时他曾经做过董仲舒的学生，在《太史公自序》中有“余闻董生曰”引用董仲舒的笔记。但是，其主要思想是倾向于天人相分的，自然想现象与人事的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如《史记?楚元王世家》记“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其言，赵任防与先生，岂有篡杀之谋，为天下僇哉？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明确指出了国家的兴亡在人而不是在天，在天人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线。此外《史记?伯夷列传》中，引用大量事实批判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观点。但是班固则比较恪守天命观，全盘接受“天人感应”学说。他大肆鼓吹帝王天命说，如《汉书?高帝纪》有记“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指出刘邦之所以登上皇位是受“自然之应”，这与司马迁所记有着明显的区别。《史记?高祖本纪》记“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此外，《汉书?天文志》也大力宣扬“天人感应”之说，如班固认为天时自然的变化“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