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父子里贯考析武功县的苏坊村，传说历史上汉昭帝为感念苏武父子赤胆忠心，于苏武使匈回国后的始元六年(前 81)，特在苏武的父亲、平陵侯苏建的封地上，建造了一座气度恢宏的“苏公故里”牌坊，故称苏坊。不管传说是真是假，可大汉名臣苏建、苏武父子祖籍武功，后又荣归故里；生前忠贞保国，死后名垂青史却是真实的。《新唐书》载：“苏武远祖苏忿生为周代司寇，初居河内，后徙武功杜陵，武以父荫 ，少任为郎”：《汉公卿表》述：“苏建乃武之父，字敬宇，因抗击匈奴有功，武帝封平陵侯于故里武功，后任代郡太守”。《史记》亦云：“将军苏建杜陵人。”以致现代一些文学作品也追溯而述，“苏建因在汉武帝建元二年(前 138)，以校尉之职屯兵杜陵，故称苏建父子为长安杜陵人。”当时，苏建屯兵之地叫杜伯国，七十三年后才改称为杜陵。《通鉴》载：“汉宣帝元康元年(前 65)，宣帝刘询为自己筑陵于杜伯国，遂在此置县杜陵。”《史记》作者司马迁卒于汉武帝后元二年(前 87)，从武帝后元二年到宣帝元康元年，之间相隔二十二年，难道司马迁生前竟知身后二十多年之事吗?不能不令人生出许多疑惑。后来，宋哲宗绍圣年间进士游宏、晁公武、陈直斋和明正统年间任行人司行人的丁璇 ，弘治十一年任监察御史的杨秉中及清乾隆年间任知府的段玉裁等学者都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这是人为因素，讹传误导所致。他们还分别引用了魏国都亭侯苏则的诗“凤岗景色秀，踏春出杜阳，行前祭先祖，催马赴任上。”和唐昭宗年间任秘书监的苏鹗《杜阳杂编》自序中的一段话：“余世居武功杜阳，因以名编焉”。以此佐证杜阳就在凤岗山周围“陵”字应是“阳”字之误，苏武父子应为武功杜阳人，而不是长安杜陵人。我在翻阅明康海《武功县志》，看到宋苏洵、苏轼父子《苏氏族谱》序中有关“平陵侯苏建公墓在陕西西安府乾州武功县”的记载，可墓址的确切方位仍未见记入。我想苏建被加封为侯，后又做了一郡之太守，在汉代这样显赫身份的人恐怕为数不多吧，怎么葬后没有墓冢?是苏建犯有失军之罪，武帝不让堆冢?还是不在武功，而入土他乡?那既然葬于异地他乡，唐、宋、明、清等一些史料中为何还要记载苏建死后回葬武功?而《史记》则载：“苏建墓在大犹乡”。汉代的大犹乡是不是唐代武功的里右乡?这个问题还有待深入考证。而我在走访苏姓长者的过程中，听到了这样一个传说：当年，汉武帝听信馋言，以为苏武投降匈奴，怒气冲天，当即废除苏家的封侯爵位，赐毒酒让苏武的兄长和小弟喝下...
